全球知识经济中的高等教育

许多国家的政府政策和学术工作都认同在世界范围的知识经济中,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与日俱增,高等教育和知识同时具有全球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特点。高等教育由国家政府各个部门共同孕育,而且其模式受到社会投资方式的影响,跨境或者全球层面的高等教育活动逐渐增加,尤其是对于知识而言。通过研究变化中的全球高等教育图景。可以为政府和国家政策、大学发展战略及国际机构提供建议。

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成败及对中国的意义

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创造的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首次让数百万美国家庭有机会进入到大学，并缔造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系统。基于纳税人对教育机会平等这一公共利益的共识，在分层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兼顾优秀和普遍入学的加利福尼亚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

生生不息的火焰:全球科学中的中国

199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基层合作催生了一个庞大且充满活力的全球科学系统;欧美国家的科学系统紧密联结,成为全球科学系统中的双寡头;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建立起国家科学系统,其中部分国家采用一种半“独立式”发展路径,即基于政府投资、国内科学合作网络建设、有选择地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建立高度有效的国家科学系统,但并不试图紧密融入全球双寡头科学系统。该发展路径被除了越南的所有东亚国家成功采用。这种路径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且不遵循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因而在有关科学的文献中并不总能被理解。中国如今是世界第二大科学强国,在某些理工科领域排名第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在资金、科学论文产出、学科平衡、国际化战略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科学网络等方面的做法,解释中国在把科学嵌套进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正和”地联合全球活动与国家、地方活动。本文还讨论了中国成就的局限性,并指出中美关系在中国的科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中美科学系统将有可能部分解耦。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走向

新冠疫情给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加剧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变革。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面临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模式与主体也将随之发生转变。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除了要从经济驱动转向文化理解,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模式外,还应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样性。中国要在正确看待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变化的基础上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霸权”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模与质量矛盾仍然长期存在,进而强化研究、大力创新、文化引领并重视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气候紧急状况与高等教育

气候紧急状况是一场生存危机,迫切需要人们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在竞争性积累和过度消费造成的破坏中,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可持续的道德秩序,体现建设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按照涂尔干的观点,道德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个人:国家是集体利益的重要保障,个人则负责自我完善和实现社会价值。气候紧急状况突显了世界各国的能力,既要在中央层面有效组织,又要对地方机构下放权力,使其能够有效解决地区问题和灾害。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合作,在以下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推进和捍卫科学,提升治理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在地方、社区、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有效开展社会行动的反思性主体。气候紧急状况还呼唤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革,使其符合生态生存的要求。高等教育具有先进的跨国合作能力,可以助力民族国家推进稳定的全球合作进程,这一合作进程充满困难却至关重要。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中国和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强大的内生传统,包括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这些传统包括中华民族的共识作用,其在有效运用时可以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在中央政策框架内进行深度权力下放的治理方式;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修身,能够培养出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以及“天下”的观念——一种基于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非强制的全球合作方法。如果再结合西方所尊崇的个人自由和主动性,上述特质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应对气候紧急状况方面都将大有可为。

东亚的新知识帝国

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差异,但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6年中翻了一番,其动力主要是社会需求,而不是劳动力市场需求。非英语和西欧之外的国家研究能力和世界一流大学显著成长和扩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已成为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世界第三大研究和创新之地。东亚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是由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需求、本土儒家教育根基所推动的,并在国家赶超西方的积极助力下。虽然东西方在研究能力和资源上的差距仍然存在,但东亚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而使东亚高等教育与众不同的文化因素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东西方大学模式、大学/国家/社会关系的协同将全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以“天下”思天下:“天下”思想对全球高等教育的新启发

当今世界,关于人类社会中空间秩序的两大重要思想起源于中国:其一是“天下”思想,它将无所不包的世界看作一个没有边界的整体,遵循以共同的价值观和福祉为基础的治理理念。“天下”深刻影响了西周时期的思维观念。另一重要思想则是诞生于秦朝时期的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理念。这两种思想源流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天下”思想在以世界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路径之间不断变化。自秦朝以来,虽然民族国家的思想一直发挥着相对更强的作用,但是“天下”思想依然是构建世界体系的方法,对民族国家的理念产生着影响。在过去的20余年中,关于“天下”思想的讨论重新兴起。这一方面源于赵汀阳等学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更需要从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理解各种关系。因此,“天下”思想对于填补当下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天下”思想不仅具有空间性,并且探讨了在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环境中如何最大化人类的共同福祉。本文梳理了古代和现代有关“天下”思想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下”思想对于阐释和发展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启发。本文在结论部分将其总结为八项原则。在“天下”思想影响下的全球高等教育中,这八项原则可以作为不同组织和个人达成共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