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从系统论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既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足迹记录,也是世界其他民族走向中国的历程传记。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外传流播,同样丰富了其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才蔚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画卷,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方法论初探

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受到普遍重视的。自1981年2月我国第一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座谈会开始,讨论问题逐渐深入,由全国经济社会的战略目标到实施方案的设计,都有了很大的成效,近年,又逐步推移到各个地区和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即在进行全国大系统的总战略研究的同时,已开始进入各子系统的分战略研究,在区域经济的计划设计上取得不少初步的成果。在全国发展战略多层次的研究中,1983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讨论会”,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聚集一堂,从发展战略上来设计。

关于中国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

一 当今之世,新的时代和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活,不断地向传统的理论体系提出新的问题。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正出现变革方法论的趋势。历史学,作为一门万古常新的学问。一门似乎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科学”也同样面临着时代的挑战。 中国的近代史与中国的当今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的激荡风云,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认识境地,由近代到现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给我们提出了无数急待深思的研究课题。近代中国的“教案”问题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涉及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的问题;涉及到近代中国的外交问题;涉及到西方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史以及近代中国人民大众反侵略斗争史;涉及到如何评价东来的西方宗教与传教士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农民阶级在近代社会的历史地位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反洋教农民的排外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如此等等。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并有必要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行认真深入的反思,总结传统方法的得与失,扬弃被僵化的某些思维模式。努力探讨新的研究方法论。使教案研究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 综观过去关于“教案”的研究。从方法上看,我们一般使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初论

中华文化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不断发展历史的文明体系。高度的开放性与巨大的包容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西天的佛祖、欧土的耶稣、阿拉伯的安拉,分别闯入了中国人的神灵世界。不少人告别了祖宗的牌位而皈依佛门;不少人放弃了多神的崇拜而专信独一的安拉;还有人在原先的信仰中加上了来自海外的耶稣。在充满痛苦和曲折历史的过程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分别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扎下了根,并且在生长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文化的各种养料而在许多方面被“中国化”了。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拨乱反正,恢复和落实正确的宗教政策,各民族信教群众充分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但是,由于十年内乱,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和歪曲,社会道德风气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某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受到冲击,外来的各种文化因素又泥沙俱下,令人眼花缭乱。这样,有些人认为,要改良社会道德风尚,抵制各种邪恶东西的腐蚀,还得回到宗教那里去,主张以宗教信念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他们认为,宗教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是“一致的”,可以并行不悖。这就把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出来了。

革命导师是怎样批判宗教问题上“左”右倾错误的?

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之后,才会自然消亡。只要宗教还存在,就有个正确对待宗教的问题。夸大宗教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张皇失措,在理论上迁就放任,是不对的。

藏族寺庙教育述评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佛教由尼泊尔、印度、汉族地区三路传入西藏后,经与当地传统的苯教斗争、融合而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宗教流派。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起至近现代,藏传佛教历经演化,不断扩展,全面渗透于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地域上扩张传播至四川、青海、甘肃、内蒙、云南等地,甚至飘洋过海传到欧美等外邦之地。在藏族社会里,曾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经济上确立过寺院农奴经济制度;文化上藏传佛教包容了哲学、教育、美术、天文、地理、医学、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藏民过去的思想与行为无不学制于佛教。因此,要了解藏族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包括接受了藏传佛教的蒙古、裕固、土族等少数民族的教育),就必须研究藏传佛教的教育(亦可称为寺院教育)制度。

道教与瑶族:来自国外的研究信息——《瑶族神象研究》简介

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孕育生长的道教,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的注目。除了汉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之外,近年来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加入,是国外道教研究的一个新趋向。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入手处是从研究我国及东南亚诸国少数民族开始的,引导他们步入道教研究殿堂的,首先是那些以道教为自己信仰的民族。这一点,正好与我国学者近年来的一些新观点不谋而合:即认为道教不仅是中国汉族独有的宗教信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将现代系统论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的断想

在全球性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许许多多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向我们旧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提出挑战。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正出现变革方法论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人类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

道教与少数民族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多神教。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道教仅是汉族的宗教,与各少数民族并无多大关系。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不甚切合。道教创建、发展、衍化的历史,与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东汉未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的四川鹤鸣山一带,正是西南少数民族居住与活动的地区。除氐族、羌族外,其地住南和西南还有僰人,邛僰、叟、濮、摩沙,昆明等古代少数民族。最初的道教徒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张陵设置的“

瑶族的宗教:道教

瑶族祭祀盘古的宗教仪式与祭祀其他保护神的仪式一样,均记载于现存的汉族文献之中。瑶族在接受他们现在所信奉的宗教时,便学会了道教的这一套宗教仪式。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数十年中许多观察者都未能看到这些仪式的全过程,以及这些仪式所依据的经书与神像。只有一二十名曾到过瑶山的中国研究人员在叙述他们所观察到的某些仪式时,认为它们“与道教相似”。但是,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把瑶族宗教解释为一种原始的、当地固有的部落传统信仰。这种解释令人惊奇,因为只要略懂一点中国传统宗教基本常识的人就能明白:瑶族宗教及其宗教仪式只能是从一个更为强大的传统中借鉴而来。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分类散论

中国民族学致力于国内各民族文化研究。近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颇为壮观。但就研究方法而言,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中之一便是传承着一种零敲碎打、见木不见林的研究习惯,过于流连对每一具体民族之具体文化现象的论述与解释,而疏于整体的观照。研究的目光囿于单一民族的框架内,缺乏宽广的文化视野。一言以蔽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注重微观探索而忽略宏观考察。举例而言,对中华各民族整体文化的系统网络的分析,对各民族文化的横向或纵向的结构与层次的分析,对每一具体民族文化的总体性定量分析,对每一具体民族内部地区性文化与整体性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英国人类学

以英国社会人类学而闻名于世的这一学派有着二元性的理论根据。其一是对于早期古典进化论者的批判;其二是对于一些被视为源于法国社会学思想家迪尔凯姆的理论的接受。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派对于摩尔根、泰勒等进化论学者的批判,较之博厄斯的类似批判在理论性上要逊色得多,而这种批判则主要是由 B·马利诺夫斯基及其弟子们所作的。马利诺夫斯基对于古典进化论的批判主要是方法论上的。

瑶族、宗教:道教

瑶族祭祀盘古的宗教仪式与祭祀其他保护神的仪式一样,均记载于现存的汉族文献之中。瑶族在接受他们现在所信奉的宗教时,便学会了道教的这一套宗教仪式。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数十年中许多观察者都未能看到这些仪式的全过程,以及这些仪式所依据的经书与神像。

八卦哲学与彝族

八卦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厚。不了解八卦哲学,就不能理解体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体系。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都仅仅是在汉族文化体系中研究八卦哲学,以为八卦思想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而从未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其他民族的思想系统,很少有人注意到少数民族的八卦哲学。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多民族构成的特征,八卦哲学并非仅存于汉族文化之中,它也存在于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例如西南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彝族,就有用古彝文撰写而表述八卦哲学思想的专著。可是这一事实的发现。

苏联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发展

苏联人类学一开始就建立在一条固定的路线上,这条路线以它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论为基础。关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有两位苏联人类学家于1964年探索性地写道:“自从恩格斯的这部经典著作问世以来,在广泛的分析和阐述的基础上,人们又获得了大量新颖而真实的考古学资料和人类学资料。苏联人类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恩格斯的结论不但没有被这一切所动摇,而且。

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

在讲英语的国家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一向以研究原始社会为传统。这门兼有政治、学术双重性质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究竟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所致的悼词中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所重视的是对未解放人民的研究,而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对他来说,最初可能是陌生的。事实上,他的这一最大兴趣,这一传给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兴趣,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浮于表面的,而是他的思想与其他一切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