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模式、困境及提升策略——以广州市南平村为例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村的体现。近年来,广州市南平村将党建引领作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在乡风文明建设、村企合作模式发展、生态经济融合、多元治理模式创新和村民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文明创建意识薄弱、农业生产方式传统、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善治体系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南平村仍需进一步挖掘传统乡风文明,打造南平荔枝品牌,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乡村善治体系,推动南平村乡村振兴建设全面发展。

中国式生态政治:基于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生态政治将环境问题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不仅对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有些人甚至直接积极参与到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来,这种具有自发性组织的反对环境污染与破坏的行为正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态政治行动的具体表现。当前中国式的生态政治行动表现为事件性质,关注的主题为具体环境问题,参与主体为广泛的民众但不存在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行动表现为地方性规模且暴力与非暴力的行动方式并存。生态政治的发展与民众的行动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讲机遇与挑战并存,生态政治要求政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以防范和化解矛盾。

湖北三峡库区生态文明建设浅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湖北三峡地区由于其资源、能源富集,生物多样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地区。文章通过介绍这一地区的具体自然生态环境状况,针对这里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这里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在湖北三峡库区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提出合理的建议。

“生态人”培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防治策略

“生态人”理论假设认为人性兼具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与环境保护治理的不平衡、企业追求最大利润核心价值与负外部性处理的“非生态”以及民众追求自身环境权益与维权方式选择的“非生态”密切相关。“生态人”的培育为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有益借鉴,“生态人”培育要求政府强化环境治理责任、企业更加注重生态和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公众则应在追求环境权利的过程中更加偏重制度化的维权方式和手段。

浅析民族地区“两型社会”的构建——以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长阳县"两型社会"的建设对于湖北乃至全国民族地区"两型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长阳的自然经济状况出发,分析长阳在构建"两型社会"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更好地建设"生态长阳"提出几点建议。

从风险到行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以广东茂名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在内外因价值要素累加并共同作用下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近年来发生在茂名、厦门、彭州、大连、宁波及昆明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方面表明环境问题处于集中暴发期,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环境治理能力提出的挑战,政府必须积极防范和化解环境群体抗争事件,以维护良好环境并保持社会安定。

制度公信力不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成因

制度公信力是以成文形式确定下来的行为规范因其科学性和影响力而获得社会公共信任的能力和程度。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与环境相关制度公信力的不足密切相关。制度公信力的影响因子在于制度的设计与制度的执行两个层面,当前环境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环境相关制度执行成本高、环境相关制度执行力度不够是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原因;要提升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水平,则必须从环境法制建设、降低制度成本以及落实环境政策三个方面出发,全面加强环境相关制度公信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