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 ——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流动性治理: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治理新策略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易地搬迁重心全面转向后续扶持工作。易地搬迁劳动力向安置地之外的区域流动造成集中安置社区的“空心化”,给后续扶持工作带来了挑战。为此,文章基于新地域主义和流动治理理论提出了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流动性治理策略。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流动性治理强调把搬迁人口流动作为基础性变量纳入后续扶持治理之中,以搬迁人口流动为导向完善后续扶持的治理机制,通过技术主义和合作主义两种治理策略,帮助易地搬迁人口实现生计发展。

细分式组织化:小弱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具体路径——以广西两个脱贫村的农业发展为例

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农民内部日益分化,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矛盾凸显,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成为时代命题。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户“小”的属性,忽视了农户“弱”的特质对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影响。农户因“弱”的特性,很难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小弱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细分组织化是一条可行路径。概括而言就是,小弱农户将生产要素从家庭经营中分离出来后再分别投入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配置生产要素和开展市场化经营,而政府则发挥粘合作用,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弱农户形成稳固的产业合作。细分式组织化突破了小弱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简单分合关系,体现了小弱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动性、灵活性。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藏区牧民生计分化与能力贫困的治理——以川西措玛村为例

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藏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成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四川西部一个藏族村落贫困问题的案例分析发现,草原牧业粗放型发展导致藏区过度放牧与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促成牧民生计方式向游牧养畜和采集中药材两个方向的分化。藏区牧民能力贫困的治理应以生计分化为基础,一方面对游牧养畜牧民进行现代畜牧养殖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与指导,对无牲畜牧民进行转产转业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饮水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公共产品投入,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条件。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东盟减贫合作:现实基础、实施机制及发展趋势

东盟部分国家长期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中国减贫成就显著并积累了丰富减贫经验,以及中国与东盟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等因素,共同构筑了中国与东盟减贫合作的现实基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7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减贫合作取得显著成绩,形成了多层次、内容丰富的减贫合作交流机制和平台,体现出持续性、规划性、多层次性、凸显经验分享与减贫主体能力建设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与东盟国家减贫合作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呈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减贫合作项目将增多,呈现减贫经验交流与扶贫项目援助并重、本土民间组织成为减贫合作的重要力量等深化发展趋势。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类型与治理逻辑——以西部3个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

随着中央政策和各部委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已进入加快落实阶段。基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实践对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三元社会结构理论阐明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主要动力及治理的内在逻辑。以西部3个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探讨行政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3类基层实践类型的实践过程,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实践特色及形成条件。最后,讨论行政主导基层实践、市场主导基层实践和社会主导基层实践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农耕藏区的劳动力转移与贫困治理——以川西俄市坝村为例

作为藏区发展的前沿地带,农耕藏区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对于该地区的贫困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对农耕藏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案例研究发现,藏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农耕藏区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摆摊经商活动,并获得了明显的减贫效益。然而,农耕藏区生态环境脆弱,可利用资源匮乏,公共服务设施差,人力资本水平低,留村居民和转移劳动力均面临巨大发展困难。作为新阶段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农耕藏区贫困治理需要创新扶贫机制,以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为突破口,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其服务水平为重点,对贫困村民和转移劳动力实施综合性政策和措施。

扶贫移民搬迁项目社会影响:分析框架和作用机制——以桂西南T县非农安置为例

近年来,扶贫移民搬迁呈现向不提供农业用地的非农安置发展的趋势,并因契合新型城镇化而获得快速推进。基于利益相关者等理论,建立了扶贫移民搬迁项目影响的评估框架。运用该框架对桂西南石山区扶贫搬迁项目的社会影响作了系统分析。研究认为,移民搬迁特点及目标要求,使其兼具社会公平和效率竞争,并透过目标群体决策和移民资源配给这两项作用机制,对利益相关农户生计、社区治理、生态恢复、减贫等产生重要影响。从减贫角度看,移民搬迁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多维贫困问题,而在各利益相关者中,未能搬迁农户最为贫困但获益最低,需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深度贫困村产业扶贫治理——以广西L贫困村为例

深度贫困村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开发难度大,农业生产以粮食生产的糊口农业为主。基于L深度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和可持续生计视角,讨论了深度贫困村产业扶贫的治理,认为深度贫困村产业扶贫首先要建立以村庄经济精英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内源产业扶贫治理结构,通过村庄经济精英的产业探索和引领示范带动贫困农户向高附加值农业生计转变,解决贫困农民进入市场的问题。然而,内源主导的产业扶贫治理难以有效解决贫困农民进入市场后竞争能力弱、无法获得真正市场主体地位等问题。这就需要逐步将产业扶贫治理由内源主导治理向外源主导治理转变,通过政府等外部组织推动电商扶贫,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加强农产品服务信息供给,对贫困农户农产品市场交易过程采取适当干预等途径,促进贫困村农业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扶贫治理能效。

城镇化安置扶贫移民的生计困境与治理路径——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

城镇化安置扶贫移民是脱贫攻坚阶段我国扶贫移民发展的新方向,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重要举措。城镇化安置移民生计发展和脱贫是促进移民生计由传统农业生计向城镇高质量就业创业生计方式的转变。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城乡间产业发展联动度弱,移民搬迁中的"换穷业"滞后于"挪穷窝",移民家庭劳动力未能充分使用等因素导致移民生计转型发展实践遭遇困境。贫困地区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融合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有效破解城镇化安置移民生计转型发展困境的重要路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三次产业联动与融合能为城镇化安置移民生计转型发展提供正向动力,即通过基于城镇经济快速发展的高质量就业创业条件为移民生计转型发展提供强大拉力,通过乡村林特产业现代化发展和资产收益扶贫为移民生计转型发展提供有效推动力。

NGO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借鉴与合作——第一届中国——东盟非政府组织(NGO)研究论坛综述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现代化,以及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系的目标。如何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让社会组织（NGO）为社会发展和对外合作（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合作）贡献力量,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为此,由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和广西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NGO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团队＂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东盟非政府组织（NGO）研兖论坛”日前住广西大学举行。

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治理

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是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实施精准扶贫是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有序推进城镇化、加快公共服务建设、加强生态保护扶贫及培育内生动力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力。

乡村振兴与返贫治理

实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时间上有重合性。返贫治理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内容,也关系到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返贫治理以实现稳定脱贫和逐步富裕为目标,强调防止返贫与治理返贫并重,建立制度化的返贫治理体系,建立返贫动态监测机制,注重激发返贫人口内生动力和培育发展能力,采取综合性返贫举措,促进脱贫质量提升和返贫人口稳定脱贫。

高校数字化校园整体构建策略与实施

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是现代化的学校教育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的校园建设,可以促进高校科技化管理系统的顺利进行,提升高校的管理水平,科教水平和服务水平。因而,完善高校数字化校园的构建,是高校整体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将围绕高校数字化校园这一主题,介绍一些相关的整体构建和实施方案。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形势变化,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结构先后呈现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贫困村瞄准为重点等阶段性演进特点。精准扶贫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国家推动新一轮扶贫攻坚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新格局的一项重要扶贫机制创新。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帮扶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未能最优匹配,帮扶资源动员非制度化,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制度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制度加以解决。

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战略思想之一,也是提高扶贫开发效果的必然路径选择。通过阐述精准扶贫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精准扶贫和大规模减贫所经历的扶贫治理体系变迁过程。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要实现精准扶贫目标仍面临不少挑战。

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述评

社会企业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转型,其在全球范围扩展得益于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企业兴起于新世纪,近几年来学界对社会企业发展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文从社会企业的概念内涵、特征、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类型划分、实践探索等方面对我国社会企业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是我国内地研究文献)做了系统梳理。本文发现,我国学界在社会企业概念内涵、特征、类型划分等方面已做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而社会企业实践机制与模式、法律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大数据环境下高职院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思路——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发电技术专业资料库的开发与应用建设为例

新能源发电技术对于构建专业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高职院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建设适合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发电技术专业教学需要的数字化教学资料库的思路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