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族属问题考述——基于九部唐崖覃谱的对比研究

利用"纵向与横向阅读法"对比分析9部唐崖覃氏谱牒世系脉络,首次发现并证明施南土司覃耳毛及其后世"串入"唐崖土司覃氏世系之中,该"串入"现象是后世修谱过程中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造成的误记和混记。关于唐崖土司族属起源疑义,存在"蒙古裔"一说与"覃"姓源于廪君蛮"瞫"姓一说。唐崖覃氏并非起源于蒙古族,唐崖与湘鄂西地区施南、东乡、茅冈等覃姓土司实为同源,皆源于东汉"溇中蛮"覃儿健部族,更远则可追溯到"廪君蛮",唐崖土司属"覃"姓源于巴人五姓中"瞫"姓。

元末明初鄂西地区土司归降策略——以施南、唐崖、金峒等土司为例

元末明初朝代政权更迭之际,施南、唐崖、金峒等鄂西地区土司在中央王朝与周边大小反抗势力的斡旋中,其政治态度往往显得"叛服不常"。在不同形势下,众土司使用的归降策略不同,主要表现为其自身利益与血缘姻亲纽带下的见利倒戈、同叛同降策略,投降新主时的上缴旧印策略,以及归降后重赢话语权以便继续进行合法统治需求下的更易名称洗去劣迹策略。

鄂西土司的源流、承袭与征战述略——以东乡五路、忠路、金峒等土司为例

鄂西土司文化属于巴文化的一脉相承,探寻其源流,东乡五路、忠路、金峒、施南、唐崖等鄂西土司为巴人廪君瞫氏后裔,初始可追溯到巫诞部。东乡五路、忠路、金峒安抚司世系传承按血脉亲疏实行严格的宗法承袭,而其世系脉络一直残缺不全,通过查阅和考证相关史料,使其世系得以基本补全。明洪武年间,鄂西诸土司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明廷派宁河王邓愈、凉国公蓝玉、璟国公杨璟等镇压,在明代的征伐中,土司扮演着镇压反叛、征剿流寇、抗击倭寇等重要角色。

唐崖土司王城治境与武备建置考述

元明时期,以武功著称的唐崖土司,在辖境内有其直接管辖的核心区域,并拥有自成体系的一套机构建置和严密布防的兵力武备,具体而言包括其吞并的西坪蛮夷司,而后设立的菖蒲司,另还有上下二寨、左右二寨、十大营头,其中,十大营按地理方位归类分属于前、后、中、左、右等五大营。这些建制与武备分布于整个唐崖土司疆域内,形成前后左右保卫之势。

《摆手歌》的渊源路径及其审美特性

土家族长篇史诗《摆手歌》的天地来源之歌,是巴楚先民对远古时期图景的神话式创造与理解,其以质朴的宇宙观阐释着天地和自身的渊源,土民以天为“墨”,同时在天地之力与自由意志中孕育、繁衍、生息;《摆手歌》之民族迁徙歌所示土家族先民流布转移路径实则发生在中古时期,理应作为五代十国到宋崇宁年间湘鄂蛮族浴血奋战之后的北迁之歌;《摆手歌》呈现了巴楚之地蛮儿巴女的来源、迁徙、劳动、斗争、创业的历程,具有民间俚俗的绵延性、源流脉络的寻根性、杂芜朴质的原发性。

明初施州卫及其大田军民千户所设置考略

明朝施州和施州宣慰司的设立时间在部分史料记载中有混淆不清的嫌疑。洪武四年所设立的为土司性质的施州宣慰司并非地方政府管辖性质的施州,施州真正设立时间为洪武十四年五月,且依前朝旧制仍置"夔州府施州",并于此年六月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在还原施州卫设立的真实过程中,可瞥见其与施南、散毛等土司的治政纠葛。为有效牵制鄂西土司势力,并与施州卫形成良好的军事应援局面,明朝廷设大田军民千户所隶属施州卫,加强对鄂西一带的管控。

鄂渝地区土司权力更迭现象考略

在明清之际,土司在世袭罔替之时虽有一套相对有序的承袭政策,但无序与违规也随着权力的承接与变更而时有发生。以石柱马氏土司的代袭之乱、容美田氏土司与金峒覃氏土司的夺袭之乱、镇南土司由覃代田与由廖代覃的冒袭之乱来还原鄂渝地区土司权力更迭之际倾轧与博弈的历史真相。年幼代袭虽合符土司承袭典制,但代袭之后亦伴随着还政之危;夺权争袭一般为土司内部权力的倾轧,但也不排除多方势力的交涉与博弈;冒名替袭在王朝动乱之际,遂游离于法度之外渐长成势。

唐崖土司“蒙古族后裔”探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蜕变

本文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探究唐崖土司＂蒙古裔说＂的深层次精神根源,通过弗洛伊德释梦理论与荣格原型理论分析其历史创伤性体验下的集体无意识与先民的梦想;以正统皇室的心理与唐崖覃氏的族群心理对比,探其历史与现实撕扯的压抑感;以俄狄浦斯情结寻求其在自我毁灭本能的促使下置换为帝王血脉的缘由;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分析其建构＂帝谱＂所达到的＂综合性治疗＂效果。

《玩偶之家》与《伤逝》女主人公比较——主体性道德与客体性道德的较量

主体性道德是个体的,遵循个人内在的尺度,象征着自由,心灵的完满,类似于波普尔的"世界2",即精神世界。而客体性道德是相对于主体性道德而言的,是既定的社会与历史规定的或强加的,就个体而言,是一种钳制与枷锁,近似于波普尔的"世界3",即客体观念世界。《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为摆脱"玩偶"的厄运,心灵遵循的道德路径经历了:客体性道德—主体性道德。而子君为了爱情与信仰跟涓生住进了吉兆胡同,突破了宗法社会强加的道德,达到了心灵的自由,突破了客体性道德的束缚,达到了主体性道德层面,之后又迫于爱情的毁灭与现实的压力,只得无奈的屈从于客体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