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群组特征的生态管理分区--以武汉市为例

生态管理分区是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实现城市生态差异化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现有分区方法侧重生态功能属性,较少考虑生态斑块之间联系强度差异,忽视了斑块的群组结构。以武汉市为例构建生态网络,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视角,结合斑块空间组织和斑块联系强弱,运用凝聚子群方法,提取联系紧密的生态组分,将网络划分为异质性群组,基于网络群组特征和生态景观辐射范围进行分区覆盖分析,并进行分区评价。结果表明:(1)86条生态廊道连接研究区34处生态斑块,进一步形成8个生态群组;(2)多数群组内部连通性较好,北部群组之间联系较强,南部群组之间联系相对较弱;(3)依据群组结构功能特征,形成6大网络群组分区,通过与武汉市经济发展规划分区对比,两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4)城市外围的分区网络稳定性较好,中部稳定性较差,识别分区内13个重要斑块和16条重要廊道,作为重点发展保护对象;(5)综合分区特征将6大分区确立为生态屏障区、生态控制区、生态改善区、生态修复区、生态开发区以及生态保育区,并提出生态发展差异化保护措施。研究将生态功能属性和空间结构属性进行有机关联并制定分区策略,为区域生态管理分区、生态保护规划提供新视角。

反现实分析下生态保护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选取武汉城市圈,采用反现实法构建两种情景:反现实情景(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现实情景(不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于2010-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运用CA-Markov模型模拟2025年土地利用变化,以其为生态用地保护提供科学指导。结果表明,(1)2018-2025年,反现实情景和现实情景下建设用地规模均增加,增幅分别为3.61%和42.39%,反现实情景下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向建设用地转换的面积均小于现实情景。(2)2025年反现实情景下闲置建设用地复垦为生态用地的规模约为现实情景的1.72倍。(3)现实情景下,林地、草地、水域表现为向耕地的过度转换,不利于生态安全,而反现实情景更能同时确保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

县级国土空间“双评价”的技术难点与优化策略

探索县级国土空间“双评价”的技术体系,对于优化县域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基础数据获取、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3个方面分析县级国土空间“双评价”的技术难点,提出通过获取高精度的多源数据、采用适宜的评价方法与构建差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等手段,在衔接省级、市级国土空间“双评价”结果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开展县级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为细分县级尺度主体功能区及划定“三区三线”提供技术支撑。

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针对河湟谷地生态地位重要且生境脆弱的特性,以生态格局稳定为前提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能够统筹高原地区农村居民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该研究以西宁市大通县为例,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安全保护3个方面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并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网络,运用网络节点中心性分析确定农村居民点在网络中的级别;根据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农村居民点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重点发展、潜力优化、控制规模和迁移合并4种类型,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类型提出布局优化调控建议。结果表明:大通县确定为重点发展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00 km^(2);潜力优化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12 km^(2);控制规模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10.27 km^(2);迁移合并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4.02 km^(2)。研究结果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农村居民点之间联系与影响,不仅有利于助推河湟谷地零散闲置居民点“精明退出”,而且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基于乡村宜居性和人口流动网络特征的农村居民点重构

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重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以中国湖北省鄂州市为研究区,从人的生存生活需求出发,构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鄂州市宜居性高低;通过网络分析法构建城乡人口流动网络,发现乡村人口流动规律。在此基础上,综合宜居性和人口流动强度的组合特征进行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结果表明:(1)鄂州市整体宜居性较高,其中,生存保障功能差距较小,而生活服务功能和生活提升功能差距较大;(2)人口按照主城区、所属镇、附近优势城镇的优先顺序流动;城镇辐射范围有限,现有的点轴结构不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亟需发展中心村、一般村、基层村形成完整的乡村结构,带动全域发展;(3)基于乡村宜居性和人口流动强度将居民点划分为搬迁撤并类、城郊融合类和集聚提升类(中心村、一般村和基层村)。该研究可重塑乡村发展核心,完善乡村结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人口快速流动区乡村聚落重构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