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能否缓解机会不平等--引入私人投资视角的考量

机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阻碍,基本公共服务能否发挥其促进机会公平的效果亟待探讨。文章首先基于家庭和生产两部门理论模型,推导私人投资变量条件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机会不平等的差异化结果,然后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中2014年和2016年两期微观数据予以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当地机会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这一结论在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拆解为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类支出后仍然适用;同时,此种非线性影响会因城市的区域分布和行政等级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此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私人投资既存在“挤入”也存在“挤出”效应,这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规模,由此进一步引致了机会不平等的变化。因此,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需求,进而弱化私人投资效用并抑制其投资积极性时,或许会更有利于机会平等乃至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实现。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双碳”目标下提升生态效率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研究

基于“双碳”与共同富裕并行发展的目标背景,对我国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并依据宏观和微观匹配数据分析了生态效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态效率平均水平良好,但存在区域间及区域内部生态效率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随时间推移,生态效率差距问题没有改善迹象;提高生态效率不利于部分家庭总收入增长,且提高生态效率对家庭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家庭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为负向影响,对家庭转移收入和家庭其他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另外,生态效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城乡和试点政策异质性,提高生态效率将降低东部地区家庭、农村家庭和低碳试点省份家庭的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生态效率对收入水平较低群体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大,且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并没有减轻的迹象。虽然提高生态效率可能会不利于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但该“阵痛”可以通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减弱,由此促进“双碳”与共同富裕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我国社会保护再分配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对由社会保险、就业市场项目、社会救助计划(这三个领域合称为公共转移支付)及私人转移支付四领域构成的社会保护系统在再分配方面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特困户、低保、五保户等项目的累进性较高;社会福利的获得主要来自于瞄准效率而非规模效率;公共转移支付使得贫困率下降10%左右,基尼系数下降7%左右,养老金有最大的减贫效应;养老金减少城镇贫困和不平等的作用强于农村。最后,分别模拟了养老金变动和低保只流向最低收入水平家庭时,再分配及收入-成本比率的变化情况。

中国健康绩效的动态演进: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计算了我国城乡健康扩展集中系数和健康绩效指数,结果显示:1991-2006年,城乡健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最穷个体的健康下降程度最大;2000年以后,城乡健康标准集中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在平均健康水平逐渐下降,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增加的情况下,我国的卫生健康绩效逐年下降;女性人口、非老年人口、第一产业比重、低失业率以及政府卫生支出正向影响到了健康绩效,卫生资源与健康绩效没有关系。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

本文首先运用DEA方法测度了1998～2004年中国31个省区工业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然后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增加治染投资和减少工业SO2排放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明显的影响。这是由于它们对生产率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影响相抵消所致。一方面，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治污投资增加不显著地推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治污投资增加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

转移支付与公共品均等化分析

基于1995—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返回对各地的城乡公共品差距扩大起了强化作用,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各地城乡公共品差距的缩小作用不大;转移支付规模的公共品因素考虑不合理;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4年-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公共品供给增加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预算外收入和宏观税负的提高都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发展落后有关，城市化未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政府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首先选取“税收-公共品”组合，利用数据包络方法分析了1997～2004年我国30个省市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回归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效率的空间特征。研究体系结果显示，政府效率具有空间溢出作用，并且这种空间溢出作用还在逐年增强；政府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说明地方政府之间有“邻里模仿”行动。

房产和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最新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区分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基础上,分析房产和金融资产及扣除债务后的净资产在消费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房产拥有者中,房产的消费弹性在0.07～0.09之间,即房产增加100元,消费将增加7～9元;而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比房产的消费弹性要小得多,当金融资产增加100元时,消费只增加2元左右;老年家庭房产的消费弹性低于年轻家庭;城市家庭的房产消费弹性高于农村家庭;借贷能力对资产的消费弹性没有影响。

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

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分析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微弱;健康对农村劳动力退出有显著影响,而对城镇劳动力退出没有作用。

中国居民慢性病的经济影响

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增加,但基于个体经济层面的研究较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慢性病对个体医疗支出、非医疗消费、家庭间转移支付及工作时间的影响,结果显示:慢性病显著地增加了医疗费用开支;慢性病患者的周工作时间下降;慢性病患者接受来自其他家庭(亲属)的转移收入明显增加,这表明个体能够通过家庭间风险分担的非正式制度处理机制,来应对慢性疾病的冲击;尽管有来自其他家庭的转移收入,慢性病人的非医疗消费水平降低;富裕个体在抵御慢性病冲击上明显比贫困的慢性病患者有利。最后,文章提出应当引入卫生筹资的政策干预。

健康冲击对中国老年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健康冲击对老年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把健康冲击分为急性健康冲击和慢性健康冲击两类。遭受急性健康冲击时,老年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减少;遭受慢性健康冲击时,投资于耐用消费性资产的量减少,但拥有房产价值的量增加;健康冲击对城乡老年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不尽相同。

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减贫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工具变量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两部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消费及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家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对经营收入影响微弱,其对经营收入占比甚至起到了显著的降低作用,城镇化使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显著上升,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约0.7%,家庭人均消费增长约1.1%;城镇化显著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其减贫的作用较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化的减贫贡献逐渐减弱;当把农村样本分成郊区农村和纯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平原和非平原地区时,城镇化对每一分组样本下的人均收入、消费及贫困的影响效应均呈现出了异质性特点。城镇化减少农村贫困的机制是农村土地渠道、非农就业渠道以及技术和市场的溢出效应渠道,汇款机制调节作用有限。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和200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检验各因素对经济脆弱性和贫困的相对影响力。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高于贫困;户主特征和家庭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经济脆弱性及贫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没有作用;超过24%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方法表明,不平等虽然减少了脆弱性,但其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力量最小,不可解释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因素,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力量居中。

中国卫生筹资的再分配效应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和类似于税收再分配的分解方法,将卫生筹资的再分配效应分为三部分:累进效应、水平平等效应和再排序效应。卫生筹资增加了收入不平等,表现出了亲富人的再分配,主要原因在于水平不平等和再排序效应,如果相同收入的人群进行相同的卫生支付,再分配效应将会降低64%,另一原因在于卫生筹资系统的累退性。在同为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中,农村卫生筹资亲富人的再分配程度高于城市;农村卫生筹资的累退程度大于城市;农村卫生筹资的水平不平等小于城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效应分析:微观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0年和2006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和倍差方法,以参合农民为作用组,非参合农民为对照组,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福利效应作了实证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增加了医疗服务利用;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对净医疗费用(扣除合作医疗补偿后的费用)没有影响。

“挤入”还是“挤出”?中国农村的公共转移支付与私人转移支付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之间的联系,检验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的非线性挤出效应。采用两阶段heckman方法,第一阶段因变量为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可能性,第二阶段的因变量为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私人转移支付发出方的动机是交换动机,公共转移支付只是增加了私人转移支付的可能性,但公共转移支付并没有影响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私人转移支付动机并不是非线性的;把公共转移支付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后,两类公共转移支付对净私人转移支付数量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