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朝後期的限佛

從靖康之變到紹興和議,宋廷爲應對連綿不斷的戰争,大肆發放度牒以獲取軍資,佛教勢力趁機而起。紹興和議後,宋廷的注意力轉移到境内社會治理,宋高宗對包括佛教在内的各類宗教加大了監管力度。爲了限制佛教的發展,宋廷長時期不發放度牒,及時收繳死亡、還俗、逃逸僧人的度牒,約束出家人的傳教活動,貶謫支持佛教的官員,將無主寺院的資産充公,向僧徒徵收較高的免丁錢。高宗的限佛政策不疾不徐,二十年間,佛教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僧尼數量明顯下降。高宗限制佛教,能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凸顯儒家道統,減輕百姓賦税負擔,利用寺院安置北方流民,有助於恢復被戰争破壞的經濟,鞏固宋朝在南方的統治。

江南与江北的互动——绍兴和议后宋廷对北部沿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绍兴十一年(1141)底,宋、金双方签订和议。此前,宋与金、伪齐的战争不断,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经济遭到毁灭式破坏。和议后,此四路成为南宋的沿边地带,宋廷依赖稳定的社会环境,制定减免赋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北方移民和江南居民到淮南四路开垦荒田。与此同时,宋廷在江南等地推行经界法,接着大规模出卖官田,为开发和治理沿边地区提供大量钱物,刺激了江南土豪前往江北垦荒。江南、江北的资源配置合理,南宋北部沿边地区的经济恢复很快,成绩斐然。

苏轼涉农诗初探

在苏轼现存的诗作中,有不少是描述生产劳动、农民生活状况以及农村乡风民俗的篇章。苏轼把对农民的热爱都倾注于自己的诗篇里,描述他们的辛勤劳作和丰收喜悦,同时也指出他们的不幸与痛苦,这些都体现了苏轼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苏轼的归隐思想在其诗作中亦多有反映。

《宋史·王居正传》勘误三则

《宋史》卷三八一《王居正传》云:“(绍兴间)(秦)桧衔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贡罗,旧制岁万匹,崇宁后增五倍,建炎中减为二万。至是,主计者请复崇宁之数,居正力言于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3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二云:“自建炎中,诏减婺罗为三万匹,至是计臣乞复崇宁之旧。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乃诏依已减定之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23页)依此,建炎中婺州贡罗乃三万匹。《系年要录》卷二○又云:“知婺州苏迟言:‘本州上供罗,自皇祐中,岁输万匹,崇宁中,增至五万八千匹有奇……’”(第474页)知建炎中每年减去的数目为二万八千。王明清《挥麈余话》更为详细地记载了苏迟奏言,明确提到崇宁后婺州贡罗“共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七匹”。

绍兴和议后宋廷对军队的整治

两宋之际,战争频仍,军队势力趁机扩张,将士行为恣肆,朝廷权威屡遭蔑视,军纪败坏,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民受其害。是时,南宋的御敌和平乱,端赖军中将士,对他们往往少罚多赏,一些将士变得更加骄横。宋金两国在绍兴十一年底达成和议,战争结束,宋高宗开始整治军队。宋廷对退伍将士主要以安抚为主,使其脱离军队后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但对军中将领却长期不予升迁,驳去其军功,收缩其权力。同时,严肃军纪,收回军队财权,限制军中自营经济,调整军队垦田策略,重回北宋时期崇文抑武的传统。经过一番整治,宋高宗牢牢控制了军队。军人地位与战前相比急剧下降,收入大幅度减少,才有了殿前司使臣施全刺杀宰相秦桧的事件发生。

宋高宗的求子活动及其政治影响

未满23岁的宋高宗在逃亡途中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政治形势的需要,宋高宗先后收养了两名宗室子,但他不甘心没有亲子继承皇位,为求得子嗣,亲祀高禖、感生帝,为春秋时存赵有功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增加封号、立庙祭祀,在全国各地设置放生池,同时认真研究医药,接受江湖郎中王继先的医药诊治。然而事与愿违,宋高宗数十年的努力终无成效,只能把皇位传给养子。求子的心切,难免影响宋高宗治理国家的热情;身体的困扰,也会减退宋高宗处理政事的精力,这便导致秦桧的长期独相和宋高宗的提前退位。宋孝宗继位前,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心理上的长期压抑,继位后的政策转变,衍生出他对太上皇帝宋高宗超乎寻常的孝。显然,宋高宗求子的过程及尴尬的结局对当时宫廷内外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裳与《万寿道藏》在福州的雕版

宋徽宗政和年间在福州雕版的《万寿道藏》,是当时最大的一部《道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部雕版的《道藏》。其规模之大、校定之详、刊刻之精、刻成之速,不仅在当时,即便在后来的历次《道藏》修造中也是罕见的。而其雕版的直接主持者黄裳,对这部《道藏》的成功雕版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黄裳本人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是他圆满完成监雕这部《道藏》的重要原因。

1949年以来《司牧安骥集》研究述评

《司牧安骥集》又名《安骥集》，此书现在一般认为是唐朝宗室李石所撰。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兽医学专著，书中所提到一些精辟理论，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1949年以来，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安骥集》作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到该书的作者、版本、成书时间以及书中所体现的药方、相马术、病症等方面。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使得《安骥集》一书更加完善，更加实用，更加有利于新时期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发展。

明刻本《盐法条例》考

《盐法条例》一书,由两淮巡盐御史许三省编纂,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刊刻于万历四年。此书流传甚罕,古今藏书目录绝少著录。《盐法条例》共二十二卷,现存卷十一、十二两卷,主要收录了嘉靖十二年至十五年(1533—1536)诸位巡盐御史的奏疏和户部的回应。这些奏疏,大多不见他书收录,故而此书在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价值颇高。这些盐务官员的奏疏和户部的回应,不仅反映了当时盐业生产、运输、销售诸环节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并且可以从中了解到各级官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盐法条例》所记载的史实,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玉楮诗稿》版本发微

《玉楮诗稿》是宋人岳珂的诗集,宋元时期有无刻本,已不可知。明代有钞本、刻本,但流传甚稀,不易见到,学术界重视不够。《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了"明钞本"和"沈曾植校《三怡堂丛书》本",但版本著录皆误。《四库全书》所用底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是明末岳元声刻本,而非明钞本。

略论袁桷《延祐四明志》

元代学者袁桷,其祖上在宋代有参与编撰国史、实录的经历,他本人为元朝史官多年,为编修《宋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惜未完成。袁桷为家乡庆元(今浙江宁波)所编《延祐四明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为当时及后世所重。因袁桷的父亲及一些友朋在宋末元初时有失节之处,他在为四明人士立传方面存在着一些缺点。袁桷在元代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其所修《延祐四明志》,也影响了后来的《宋史》修纂。

《牛头山瑞圣寺碑》系北宋初文

《全唐文》所收《牛头山瑞圣寺碑》一文,实为宋文,近有学者考证出创作时间在南宋。碑文歌唱一统,颂扬蜀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并言及"献伪君"等,符合宋太祖朝史实。碑文提到的梓州知州史福、兵马都监王睿、通判王延范等人,皆活跃于宋初,所带官职也符合元丰改制前的情况。再根据碑文所述历史背景、价值观、瑞圣寺的沿革、避讳字等,更可以判定《牛头山瑞圣寺碑》创作于北宋初,而非南宋文。

一部隐而不显的地方志——《番禺新志》未刊稿述评

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番禺新志》，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修志热潮时所修。此志是1960年的修订本，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版，故也不为人所知。此志的发现，对研究番禺自民国以来尤其是1949—1959年间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大哥”称谓的演变

“大哥”这一称谓自古至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甚至在同一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虽然有些学者也注意到这种变化,但讨论得并不全面。故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对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称谓的古今不同作一简单梳理。称长兄为大哥古人称兄为哥,在唐以前已经出现,据现今所见史料,大哥这个称谓到了唐玄宗时才出现。

杨沂中诱捕岳飞史实祛疑

根据《鄂武穆王岳公真赞(并序)》载,岳飞是被杨沂中诱捕至大理寺狱的。但此记载可疑。南宋初年诸将地位有差,关系有素疏,且未见到有关岳飞与杨沂中交往的记载,岳、杨关系疏远,不可能结为兄弟。岳飞入狱前一直在临安,没有去庐山,与诱捕故事情节不合。同时,在叙述岳、杨会面场景及《真赞》全文编排等方面也疑窦频出,令人生疑。更重要的是,记载杨沂中诱捕岳飞的史料,基本是孤证,来源于传说,在史源上也是有问题的。因此,诱捕一说,大有疑问,不可信。

清代广东按察使司的《六房须知册》

暨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古籍中有一部《六房须知册》，它是清代广东按察使司的内部档案，记录了广东按察使司的内部运转情况。此档案对研究地方史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且鲜见报章刊载，兹简述如次，以飨读者。

黄裳与陈师锡生卒年新考

《演山集》作者黄裳,南宋初年去世,年八十七。程瑀所作神道碑言其卒于建炎三年八月十八日,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其卒年在建炎四年十一月。今人提到黄裳卒年,或作建炎三年,或作建炎四年。马里扬根据黄裳生前为陈师锡写过挽诗,先考证出陈师锡的卒年,再结合其他史料,判断黄裳卒于建炎四年八月十八日。但马氏所用史料有误,并且对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认识不够,故而他考证陈、黄二人的生卒年也是错误的。综合观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实属误记,《神道碑》所记黄裳卒年不误。

暨大校史中值得细说的一页——广州复校初期暨大历史系编修的《番禺新志》

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伊始,历史系师生到番禺县调查、研究,编修了一部《番禺新志》,几经修改,逐步完善。该志稿对番禺县在建国初期的政治革命、经济建设、社会改革、华侨工作等方面,有着十分详细的介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方志。暨大历史系师生在修志过程中,表现出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研精神,在那个'非常时期',更是难能可贵。但是,这部持续数年才编成的《番禺新志》,却被雪藏,无人问津。

四庫本《三朝北盟會編》發覆

宋人徐夢莘編撰的《三朝北盟會編》,是記載北宋末、南宋初歷史及宋金關係史的重要文獻。清修《四庫全書》對女真人名諱多作新譯,同時删掉了一些有關女真人風俗習慣等方面的記載,還刻意删除宋人言語中的一些'侮蔑'之詞,替换成和順的文字。將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會編》進行比對,可以發現文淵閣本較文津閣本删改更爲嚴重。同時,兩閣皆存在錯簡的情況,而文淵閣本錯簡尤甚。將兩閣本與許本比較,文津閣本在某些方面有其獨特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