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基于全要素角度的建筑工程管理质量提升探讨

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离不开建筑工程行业高效发展的支撑,项目管理对建筑工程运行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经济不断改革期间,建筑工程也在着重对项目管理理念、模式与方法进行创新优化,基于全要素角度的管理是现代新型的管理理念,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应用实践能够促进管理质量与安全水平提升。基于此,本文就基于全要素角度的建筑工程管理质量提升路径展开探讨。

唐代中期两税法“定额支用”下的国库与内库

在唐德宗建中时期的削藩战争中,面对庞大的供军费用,国库财政备感压力。宦官因两税改革限制了内库收益而不满,拒绝将内库中的财物用于供军。泾原兵变后,尽管内库财物尽落入叛军之手,但在收复京城后依然"库藏不竭"。"奉天之难"充分暴露了度支在两税定额后无力独自应付额外的军费支出,这促使唐德宗不得不做出应对,采取姑息政策,接纳进奉,扶持内库,重用宦官。此后唐宪宗为实现削藩,延续德宗之政,接纳进奉,大量支出内库财物供军,有效地弥补了两税定额的弊端,最终赢得了削藩战争的胜利。

敦煌写本《无名歌》的历史学考察

《无名歌》描绘了百姓难以应对沉重的税赋负担、抛弃桑榆产业、仓皇逃向南方的场景。同时,诗歌痛诉了统治者横征暴敛,不顾百姓生死,安于享乐的丑恶面目。诗歌所描述内容发生在唐代宗时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财政危机下的社会状况。从诗歌内容看,作者很有可能在南方亲眼见到了从北方逃来的百姓,并由此写下此诗,这正与释无名的经历相吻合。相较于其他诸说,该诗作者为释无名更具有说服力。

唐宣宗大中時期西北節帥的儒臣化

衆所周知,安史之亂後京西北邊鎮作爲防禦吐蕃與回鶻的重要基地,軍事化色彩十分濃厚,重兵駐扎是一個重要特點。(1)在此背景下,西北邊鎮節度使往往以武人擔之。但《資治通鑑》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正月條曰: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

觀望與赴難:“奉天之難”中的京西北諸鎮

在“奉天之難”中,鳳翔、涇原及朔方等鎮内部存在不同勢力的角逐,導致各鎮表現出觀望與赴難的不同態度。這跟代宗至德宗建中初期京西北藩鎮“多元交叉”的權力結構有關,其特點是在朔方、澤潞(後期幽州)、四鎮北庭行營三大勢力各自防區内,不同背景的人員交叉分佈,呈現犬牙交錯的格局。這一權力結構從内部有效牽制了鳳翔、涇原、邠寧等鎮,爲德宗平叛贏得了機會。“奉天之難”後,京西北權力結構經歷了重新洗牌,“軍鎮林立,勢多分散”成了關内藩鎮新的特點,這種通過分化權力以控制地方的方式,與大曆以來一脈相承。

王羲之归隐剡县金庭的历史追叙

东晋六朝的文献并没有王羲之归隐剡县金庭的记载,只提到他定居于东土会稽。直到唐代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才明确提及王羲之晚年归隐在剡县金庭,且唐代已经有书楼、墨池等遗迹,王氏后裔也在剡县金庭定居,并有一定规模。王羲之归隐剡县金庭的记叙直到唐代才最终成型,是后人的历史追叙。这种历史追叙的形成一是王氏后裔在剡县发展的结果,二是剡县金庭作为道教洞天福地地位的确立与王羲之家族道教背景相结合的产物。

铸倚天长剑 攀红外高峰

“高德”取意：技带上高瞻远瞩、做人德行天下；英文名“Guide”代表：追求卓越，引领技带前沿。

彩色付载波提取锁相环分析

本文分析了彩色付载波提取锁相环的工作原理,指出了为保证正常的彩色电视接收,锁相环应满足的工作条件。

“权归宰相”政治话语与唐后期中枢权力关系

唐代史臣蒋系在《宪宗实录》中将元和中兴的原因归结为“权归宰相”,这是反思德宗政治,试图重新以政治典范实现国家致理的产物,强调了传统的君相委托制。宰相在元和中兴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权力只是有限恢复,且宦官同样以“内大臣”身份强调自身在中兴事业中的作用,这进一步削弱了“权归宰相”话语的说服力。安史之乱后的军政事务需要围绕皇帝进行集中高效处理,宰相百司权力萎缩的情况在德宗以前就已经存在,内廷宦官参与枢密,甚至侵夺有司职权的趋势无法扭转。因此只有位于国家政治核心的皇权才能实现权力关系的梳理,君相委托制已无法适应中枢政治变化。可是,唐后期皇权中兴强调效仿祖宗治世的明君贤臣经验,因此“权归宰相”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仍具有典范意义。同时,宦官作为大臣参与政治具有制度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加之道德观念上的传统刻板印象以及专权所导致的舆论攻讦,使得“内大臣”身份无法融入这个话语体系。

唐代两税法确立两大税收原则

两税法奠定了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税收体制的主要形式,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后世税收的衡量标准、分配方式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两大核心原则--财产作为计税主要标准、缴纳货币作为税赋征收主要方式并未发生改变,而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强化。

唐宪宗“元和中兴”的政治语境

“中兴”作为一种政治术语,在唐代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语境。张达志考察唐中宗在恢复李唐、禁言“中兴”背后,“完成了由肩负中兴使命的圣君到重拾亲情伦常的人子的角色转换”[1]。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首都长安数次落入敌手,因而“中兴”背后具有了克服危机、恢复祖宗基业、强调政治合法性的因素[2]。王炳文针对中晚唐“安史之乱”的建构指出,肃代时期将两京光复上升到了国运中兴的历史高度,而这一“中兴”隐喻,经代、德两帝官方定调,最终变成了肃宗中兴唐室、代宗继以完成的转折点[3]。可见,安史之乱后“中兴”一词是危机意识下的产物,植根于唐代后期的政治环境。

杜黄裳与唐宪宗初年的伐蜀战争

元和元年,唐宪宗讨伐刘辟的战争揭开了武力削藩的序幕。主持朝政的宰相杜黄裳坚决主张讨伐刘辟,推荐高崇文为将领,'自经营伐蜀,以至于成功,指受崇文,无不悬和'。在这场战争中,杜黄裳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唐宪宗肯定伐蜀胜利是'卿之功也'。~①然而在二王八司马事件后。

武周宰相朱敬则被贬与平反原因探析

武周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发动军事政变,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太子李显,逼迫武则天退位。对此事件,《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载: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1]在这次政变中,二张同族成员如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皆斩之,与易之。

元和削藩与唐宪宗时期的财政“二元”格局

随着削藩战争的深入,唐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付财政压力。在此过程中,内官不断试图参与国家财政,内库与国库两大体系共同支撑了战时财政的需要,国家财政逐渐形成了内库与国库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的"二元"格局。这种财政"二元"格局是在元和两税法体制外的军费及体制内的养兵和俸禄支出增加的背景下,对两税法"量出以制入"原则的突破,是在当时赋税制度下寻求财政扩张的结果。正是这种产物,保障了元和削藩的胜利。

河朔规矩与朝廷宪章:中晚唐时期京西北的河朔将领——以刘澭为中心

保义军节度使刘澭因与其兄幽州节度使刘济之间的矛盾而刀兵相见,最终无奈西奔入关,出镇普润,任职西北。但在刘澭入关的原因上,时人的相关记录中回避了刘澭在瀛州被围一事。屯驻普润的刘澭虽未参与重大战役,但积粟练兵,获得朝廷的称许。在永贞元年政权更替的背景下,刘澭果断押解煽动叛乱的罗令则,向新上台的宪宗表明了忠诚。但元和初年伐蜀选帅一事又透露出朝廷对刘澭河朔身份的猜疑。作为幽州弃儿,刘澭在关中孤立无援,朝廷既重用又压制。与刘澭相似,西北河朔将领在河朔规矩与朝廷宪章间的抉择,成了他们能够任职西北的重要指标。

唐宪宗元和时期中枢政治关系研究——以吐突承璀领兵之争为核心

唐元和四年,宪宗征讨成德,宰相、谏官等以违反“朝廷制度”为由,强烈反对宦官吐突承璀领兵。元和君臣在此事中激烈冲突,最后相互妥协,吐突承璀头衔从“招讨处置使”改为“招讨宣慰使”,但并没有改变宦官领兵的实质,宪宗的意志基本得以实现。“朝廷制度”反对宦官权力扩张,其实也是主张宰相权力的回归。但这种政治理念无法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皇帝走上处理政务的前台,离不开内廷宦官,宦官成为了“天子自为”的执行人。同时“朝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促使皇帝在宦官与大臣中协调政治关系,以实现政治的稳定运行。

《丝路文明》第一辑简介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刘进宝教授主编的专业性学术集刊《丝路文明》第一辑于201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刊旨在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置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从长时段探讨中外文明交流。第一辑刊载论文20篇,涵盖了丝路文化交流探讨、学术史研究、学术性序言和书评诸方面内容。《丝路文明》第一辑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选用的论文主题鲜明,内容多元,视角独特。本辑收入的论文紧贴丝路文化交流主题,内容涵盖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通、民族、饮食和技术诸方面,学科涉及敦煌学、西夏学及中西交通史,研究时限上至先秦,下迄于元,不仅有丝路分段的考察,也有横跨欧亚大陆的俯瞰。第二,论文作者在丝路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辑选取的论文作者都是对某一研究领域有着深刻思考的专家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高水平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刘进宝、柴剑虹、府宪展等学者亲身经历了俄国敦煌学的发展,对这段学术发展史具有更为深入、直观的认识。第三,接轨国际,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研究成果。本辑不仅有来自美国和日本学者的论文,同时也有对日本、美国和英国学者著作的评介,充分容纳了海外丝路研究的相关成果。同时,《丝路文明》充分团结国内外学术力量,特邀的24位编委中不仅有中国专家,更包含多位来自日本、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知名学者。

中晚唐京西北武将的政治命运——以高崇文为例

中晚唐时期,为防御吐蕃、回鹘,唐廷在关内道边缘的京西北地区屯驻了大量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来自河北的军人。笔者曾对来自幽州的保义军节度使刘澭进行过探讨,刘澭长期驻守关内,并未受到朝廷重用,反而受到猜疑。①而同时代另一位同样来自幽州的高崇文却与刘澭有着不同的命运。高崇文由幽州南下,随镇淮西。

读《唐陆耽墓志》札记

《唐故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中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兼泾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吴郡陆公墓志铭》(简称《唐陆耽墓志》),藏于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图版收录于赵君平、赵文成主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一书。①李宗俊《唐陆耽墓志考释》一文曾对陆耽的生平及盐州筑城等问题有所考证。②本文在李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陆耽墓志涉及的家世及仕宦问题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