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郊区征地吸收做工的实践与困境

为便于征用土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郊区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同时,因土地补偿费过低以及郊区土地紧张、民众收入较高等因素,且为满足企事业单位用工需求,吸收做工成为政府安置郊区失地农民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具体实践中,政府、用地单位、失地农民乃至合作社的多方博弈,使吸收用工呈现较为复杂的态势。由于失地农民不满意被安置的工作,更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国家不断控制编制规模,杭州吸收做工存在困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及行政区划调整,安插迁移等其他方式逐渐被强调。但由于郊区的特殊性,吸收用工依然受到重视。这一方式解决了城市土地征用问题,为郊区农民进城提供了便利,反映了郊区特殊的工农关系,也体现了国家政策实践的弹性。

1949—1957年杭州的城市蔬菜供应问题及其应对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杭州的城市蔬菜供应存在供应不足、季节性紧张以及质量低等问题。为此,该市采取了多种举措完善城市蔬菜供应:首先,确立了“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稳固菜田面积;其次,积极推动郊区合作化以解决蔬菜生产所需的资金、技术等问题;最后,通过全国试验场网络,试种蔬菜新品种以完善蔬菜供应结构。这些举措有效改善了城市蔬菜供应,不仅供应数量大幅增长,全年供应时间延长,而且供应种类日益丰富,为此后城市蔬菜供应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础。

当代中国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与郊区行政区划的调整(1949—1966)

建政初期,中共通过郊区土改确定各大中城市的郊区范围,并根据蔬菜等副食品的特点而赋予郊区供应的义务。当时由于强调对副食品的供应保持适当水平,故而中央政府对于各市扩大郊区持谨慎态度。粮食与副食品的紧张矛盾,致使副食品供不应求。1957年开始,为保证副食品供应,国家借鉴苏联经验,决定在城市郊区建立副食品基地。“大跃进”时期,各市将附近县份并入,形成了近郊区与远郊区互相配合供应城市副食品的格局。然而城市管理上的弊端以及农业危机的出现迫使各地和中央压缩郊区规模、减少菜农数量。经过调整,在蔬菜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情况下,城市所需蔬菜基本由郊区供应,猪肉等副食品则主要由广大农村供应。其间反映了城市、郊区与普通农村的复杂关系。

郊归何处:近代中国城乡分治格局下的郊区形成与治理困境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城市崛起,城市市政及自治问题渐渐凸显。传统的城乡合治体制受到质疑,全国兴起设市的浪潮,部分城市与乡村最终分而治理。然而在设市之初,各市即不满足于将管辖范围囿于原有的城区,而是力图将周围部分农村地区纳入囊中。一些民众以城乡分治为由予以抵制,但各市还是逐渐扩大市区范围,最终形成了城市郊区。由于城市计划难以实施、公共建设集中于城区、郊区农村属性受到忽视,加之大部分市并无专门机构对郊区进行管理、建设,郊区治理存在诸多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密植经验的形成及推广--以杭州市络麻种植为例(1952—1957)

传统中国关于农业种植密度即有争议。受米丘林等学说影响形成的密植经验,随着苏联农业专家来华而传入中国,并被推广至各种农作物。在总结劳动模范、典型合作社丰产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试验,杭州在1955年初步形成了络麻密植经验。最初推广时,农民出于经济收益以及劳动力等因素考虑,对密植有所抵触。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成立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密植经验的推广。由于积极听取农民实践意见,杭州市政府意识到密植需要与肥料、劳动力等保持协调,不可过多增加络麻株数,并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密植要求。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密植经验的推广较为稳妥,虽带有较强的非经济因素,但较为注重农民实践,不应一律否定。然而,密植经验所蕴含的“愈密愈好”倾向则为农业“大跃进”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1956~1957年中国农村群众开荒形式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逐渐提倡农村群众开荒。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扩大耕地面积及提高粮食产量,合作社集体开荒得到积极鼓励。农业合作社土地规划的制定则为集体开荒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虽然集体开荒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合作社存在的一些弊端及提高土地利用率,对个人利用零星土地开荒采取了有限度的支持态度。农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具有强烈的个人开荒动力,私自开荒的现象频繁发生。1957年的反右以及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将个人开荒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个人开荒受到严格控制。总的来说,1956~1957年的群众开荒大大扩展了中国的耕地面积,使得这两年成为1949~1995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最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