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公司”:一种可持续的贫困治理模式

截止到2020年,我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摘掉了所有贫困县的"帽子"。不过,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中央政府在筹划下一个更加艰巨的计划,即如何巩固已有的"精准脱贫"的成就,解决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问题。在已有的学术探讨当中,研究者对贫困治理可持续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要么采取市场化的形式,要么由政府大包大揽,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对立而非互补的。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种强调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地方治理实践,对于解决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本文采用地方合作主义的理论,解构云南省会泽县一家"扶贫公司"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政府为体,市场为用"扶贫逻辑的实际推广价值。

政治资源与区域治理——长三角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一体化构想

在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全面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社会治安也应当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长三角地区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一体化的基本框架。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的指示要求,借鉴京津冀地区的经验,长三角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体化建设在未来应当着眼于五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建设一个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跨地区执法机构;二是整合三省一市群防群治的已有力量,统一建设、协同行动、协同治理;三是将三省一市已有的治安信息网络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实现信息共享;四是通过制度化建设,确保跨地区协作常态化和法治化;五是着力解决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财政保障问题。长三角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体化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的有关指示精神,而且在于通过共治共建能够为本地区的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共同分享的幸福生活。

福利分配何以促进国家建设——兼论中国贫困治理的国际意义

福利分配如何促进国家建设,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通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文章指出,在社会福利分配过程中,出于追求供应效率而进行的政治与行政制度变革,大大地促进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提高。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揭示了,福利供应过程通过三个机制提高了国家基础权力:财政资源使用趋于理性化,在增加投入量、扩大受益面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福利分配成为政府的日常行为,以行政责任约束与激励地方政府,忠诚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中央政府在边缘社会建立起稳定的、制度化的政治联系,帮助国家更深地扎根在边缘地区贫困群体中间。在经验层面,上述三个机制解释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秘诀。这种得到理论检验的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与推广价值。

国家行动者、社会利用与动员遣散

抗争政治理论致力于寻找关键机制,来解释集体抗议的兴起、演变轨迹与行动的结果.社会利用是一个反复出现并且深刻影响集体抗议的关键机制.已有的研究探讨了社会利用机制的运作条件,不过,这些条件是以社会行动者为中心、以抗议动员为取向的.至于国家在什么条件下动员第三方组织抑制社会行动者的集体抗议行动,至今仍然还是一个研究空白.本文基于律师参与信访调解的案例,探讨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下,社会利用机制如何帮助国家行动者实现运用第三方力量,去消解那些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抗议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用机制发挥作用,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国家必须建立起对先前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在制度上或非制度上的主导权,使得后者在某些方面依附于前者;二是,国家必须通过文化建设,说服先前存在的组织参与到遣散集体行动者的合作当中;三是,行动者坚持的集体身份,得到了先前存在的组织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