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的影像特性及其发展阐释——从影视美学浅谈影像的基本审美特性

电影作为最年轻的艺术门类,在其百年迅变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多样化的影像特性呈现于荧屏之上。无论是古典主义中的真实质朴,抑或是当代影坛中的争奇斗艳,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经历了其纪实性、表现性与奇观性的美学历程。文章以影视美学为视角,以影像对现实的记录再现、赋于意义的创造拼接以及对奇观电影的思考为切入点,对影像的猎奇性(纪实性)、表现性和奇观性这三个特性及其发展进行了阐释。

易卜生主义下自我认知的“悖论”——以《培尔·金特》为例

以易卜生笔下培尔·金特的人生历程为分析视角,分别探讨培尔·金特所经历的自我认识的三个阶段:自我认识萌芽——自我认识错位——自我认知内省。培尔·金特作为一个典型性人物,不仅不构成易卜生主义的"悖论",相反,却通过对人物性格的自我否定,呼应了"易卜生主义"所指征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伦理道德主义,成为了易卜生主义式人物。

《战国策》与战国文学地理

《战国策》中的许多说辞可以视为成文,考察这些成文对于战国文学地理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过对《战国策》相关作品的考察可以发现,战国前期文学创作较为萧疏,中后期则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当时的文人尤以魏、赵、齐、秦、楚居多,周、卫等蕞尔小国也有不少作品呈现;《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文人异地创作的情形,而不同地域的文化逐渐融通,地域特色逐渐减弱,应是中华文化日渐成熟的一种体现。

论《哈姆雷特》中的“复仇”与“反复仇”

《哈姆雷特》的主题不是封建主义的"复仇",而是基于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义的"反复仇",这是莎士比亚后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哈姆雷特行动中的延宕与疯癫,是其在新旧道德观念下对其使命正义性的来回掂量的表现。在无法得出正解的情况下,哈姆雷特顺从"他者"的安排参与决斗,在决斗中杀死仇人,为父报仇,最终又对自己处以死亡的终极惩罚。这正是其对"复仇"使命道德性依据求而不得所做出的投降之举,而其同意福丁布拉斯称王的临终举动,又暗示其内心潜层"反复仇"的答案。哈姆雷特的主体欲望与最终命运亦从而是与反复仇相呼应的。

抗战时期戏剧与电影两次高潮中的双轮互动

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如同一对双生花,其主体形态、发展脉络、互动渊源,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以抗日战争时期戏剧和电影作为分析对象,对中国戏剧和电影在暗流涌动的萌芽前期、双轮互动的初次探索、双轮互动的成熟交融三个阶段的互动进行相关梳理。力图对抗战时期电影和戏剧所形成的两次高潮,有一个统筹性的认知。

亚洲意蕴在电影中的别离体现——以影片《纳德与西敏》为例

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花落伊朗电影《纳德与西敏》,由此引起了一系列对于具有东方意蕴的亚洲电影的关注与思考。文章以《纳德与西敏》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相关亚洲电影中将"别离"主题置于主体位置的影片进行相关梳理,对亚洲电影的整体特征与创作情感倾向进行论述,并联系亚洲电影文化内涵的重要元素如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民间习俗、地域文化等进行相关阐述。通过"别离"这一常见的主题,以此展现亚洲意蕴的电影在主体上有别于好莱坞电影的东方韵味。

唐英戏曲的舞台化与通俗化转向——以清唐英戏曲集《古柏堂传奇》为例分析

唐英戏曲从审美角度而言,处于中国戏曲雅化成糜之末期,俗中藉雅之初期。具有转向性的唐英戏曲,兼俱通俗化与舞台化的转向特征,通过对唐英戏曲的主体观照和对其"承前"的溯源与"启后"的把握,得出观众接受与舞台呈现两个要素必将成为戏曲艺术永葆魅力之基石。

论曹禺戏剧中的“医者”及其角色转换

在曹禺前期的戏剧创作中,主人公常被构建为具有精神类疾病的病态人物,而理应对其实施治疗的“医者”却呈现群体式架空;在曹禺后期的戏剧创作中,主人公的疾病类型由心理转向生理,具有治疗效力的医者开始出现并对病者进行了实际意义上的医学治疗。曹禺笔下医者角色的效力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曹禺戏剧由前期的“人性书写”到后期的“政治书写”风格转向的言说佐证。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曹禺剧作中的个例,而是现代作家泛化的写作样式。疾病书写随着时代洪流的巨变,达成了由“医者架空”到“医者回归”的风格转变。

互质、错乱与阴影——电影《血观音》的精神分析解读

在电影《血观音》中,男性角色在多数境况下处于"失语"状态,而女性角色则置于主体地位。影片主要塑造了棠夫人、棠宁、棠真三个女性角色。她们在身份属性上为具有血缘关系,然而其内在欲望、本能和原型却皆不相同。不同女性的内在精神结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互质、错乱与阴影的交织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