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王乐府诗体看元白的“新乐府”概念

张王乐府是中唐时代与元、白新乐府最为接近的一组创作,从两组作品在诗体上的近似来看,新乐府采用七言歌行体并非偶然。“新乐府”之“新”还有这样一层诗体上的涵义,并非简单的自拟新题之作。新乐府也向歌行体提供了新的题材刺激,促进了文人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而这一切。

禅宗的审美意义及其历史内涵

禅宗用“悟”来表示人生从不自由到自由的根本转变，从而在人的基本能力或人生的根本意义方面与审美经验沟通交融。“悟”不仅在目的或意义方面是审美的，而且在具体体验形式上也是审美的。“悟”由于与理性认知活动不同，自然与感性审美活动最为接近。由于禅悟经验存在于语言之外，与其相当的只能是审美活动中非语言的感性经验形式，亦即康德所说的只在形式的纯粹美经验。也正是在禅宗思想启发下，中国美学将“悟”、“韵”规定为艺术美的决定条件和最后本质。禅宗也由于其对自由论的偏重，始终倾向于寻求一种审美的转化形式。禅宗的解放意义在此，它的思想局限也在此。

《古诗十九首》词语考论

通过对《古诗十九首》中的词语进行全面考察,可以确认其中有一大批东汉时期使用的词语,并有袭用东汉作家的明显证据。《古诗十九首》又与建安诗人构成一对多的关系,是后者模仿袭用的对象,其称谓系统词汇同于汉诗而不同于建安诗,而且很少使用在曹植等人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藻饰性词语。因此,其产生时代应在东汉后期,建安之前,将其归于曹植名下的说法难以成立。

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的注释学思辨

宋人所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说,反映了在杜甫诗歌被奉为经典后对其提出的注释学要求。它在强调杜诗词语来源丰富的同时,又指出其用字的谨严,代表了宋人对杜诗的认识,并且对宋及宋以后的杜诗注释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一说法是否完全符合杜诗的语言事实,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呢?这一说法为何没有用在其他诗人身上,它是否确实反映了唐诗语言运用上的某种重要动向和转变?如果确有这种转变,并关联于杜甫,那么它与诗歌语言的创新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黄庭坚只是将它与"自作语"相区别,又以"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比喻将此表述得颇为玄妙,引发后人的各种发挥乃至指责。不过,我们可以将之置于诗歌用语的一般习惯和前后发展中来说明其确切所指。所谓诗歌用语的"来历",并不限于经史典故成语,此说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指在前代文献中有用例的其他各类词语。客观上也表明,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新创词语数量下降,唐代《文选》学兴起后诗歌用语日趋规范。杜诗扩大了采自《文选》的词语范围,并通过缩略等方式从《文选》用语中派生出新词,这两方面相结合充分显示出杜甫在语言运用上的纯熟与自信,达至他所追求的语必惊人的艺术目的。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汉语造词与诗歌新语

造词是指书面语中人为构造的词汇,随着书面语的形成,造词现象在汉语早期文献中就已出现。汉语造词是按照汉语构词方式形成的,突出体现了汉语复合词的构词特点。据调查研究显示,魏晋以后是文人诗歌中造词("新语")产生最多、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些造词有的成为诗歌的常用词语,也有的仅出现一次,成为一次频词。

李白与盛唐山水诗——《蜀道难》再解读

以《蜀道难》为代表的李白山水诗的主旨是表现崇高,并由此与主要表现优美的王、孟诗相区别,形成盛唐山水诗中的两种不同艺术范型。《蜀道难》是在以边塞诗和王、孟山水诗为代表的盛唐两种主导审美类型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变体。它所代表的崇高审美经验与另一种‘销魂’审美经验,同样指向一种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指向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否定方面。

启功先生的治学与育人之道

启功先生的治学以通贯的文化教养为背景,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并渗透了特有的艺术气质。无征不信、见解通达、文贵明白、不强为说,是其治学的基本原则。有教无类、不悱不发、尊重学生个性、教学相长,是他一贯遵循的教育思想。

元稹母系家族考——兼及崔莺莺之父

一、元稹母系家族 元稹对母亲郑氏家族的门第颇为自豪，为其姊撰《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称：“我外祖睦州刺史荥阳郑公讳济，官族甲天下。”哄外家世系详见白居易为元稹母所撰《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夫人曾祖讳远思，官至郑州刺史，赠太常卿。王父讳嚆，朝散大夫，易州司马。父讳济，睦州刺史。

三字脚与五言诗的韵律——以《文选》诗歌卷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文选》五言诗中"三字脚"各种形式的调查,可以证明三字词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在右向音步规则与循环音步规则中,应采用循环音步规则对汉语诗歌进行分析。同时,在对"三字脚"节奏进行分析时应加入空拍这一因素。调查还证明,三字脚并不是所有单音节语言的普遍节奏形式,而是在汉语诗歌中特别发展起来的。

试论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句式异同——以杜甫七律为例

根据对杜甫七律的调查可以证明,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三字脚,七言句中确有一部分有可能包含五言句,但此外还包含有更多的五言句所没有的四字组合形式,因此在总体上不可能是由五言句扩展而来。与五言句相比,七言句还增加了更多的复杂句形式。

语言学立场与诗歌审美的二元背违?——就叶维廉先生对《汉语诗律学》的批评与之商榷

王力在1950年代出版的《汉语诗律学》,是将现代语法学用于诗歌语法分析的开创之作。然而长期以来,这种语法分析是否适用于诗歌,也一直存在质疑。叶维廉认为,王著在分析诗句时是从纯知性、纯理性的逻辑出发,而把经验的真质解体了,用的基本上就是西方文法的架构,从而使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这就在语法的解释上有与之商榷之必要。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汉语文言可以超脱英文那类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而成句,并由此断言,中国古典诗里,利用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获致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叶维廉努力在汉语文法与诗歌审美表现之间建立联系,同时他对《汉语诗律学》的批评,也反映了早期汉语语法学主谓结构句法观在分析诗歌时的某些不足,但并未充分参考语言学对汉语自身特点的分析,从汉语是诗歌最好媒介的预设出发,未能谨慎区分语言问题与审美问题,因此也未能实现诗学与语言学的认真对话。

杜甫的精神探索与思想界限

杜甫的思想发展经历了理想破灭、社会批判和自我人性发现三个阶段,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儒家伦理自觉的意义,从对"儒术"的质疑而重新回到儒家仁政理想之上。他从内心深处发现了"恻隐"的善的情感,并始终保持着仁爱理想和博大情怀。同时,他又以诗人的方式不断反身自省,探寻人性的本质。从杜甫的思想界限看,他最终无法逃脱中国专制社会传统政治格局和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格局的限制。杜甫的思想遗产尽管包含了上面所说的道德自觉、社会批判、人性关怀等内容,但在整体上或许正属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权威平民化"的有效组成部分。杜甫本人在思想陷入困惑时,他也曾尝试用中国传统的道家非道德思想和外来宗教佛教的观念来反思儒家道德思想,但不可能有彻底的批判。

五言诗基本句式的历史考察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在早期阶段,五言诗中的二段式(2+3)占比较高;此后三段式(2+1+2/2+2+1)逐渐占有优势。五言诗在早期还接受了一些文章句式,在发展中又逐渐淘汰了其中某些句式。五言诗的各种主要句式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况没有明显变化,发生变化的仅限于一些不太常用的句式和常用句式的变体,可能与诗人的主动选择有关。

唐代讲唱文学的民间性及其文化意义

唐代讲唱文学在继承源自宗教的宣教性的同时,发挥了民间文化认同的重要社会功用,因而成为在上层文人创作和民间自发创作之外的第三种文化产品的源头。唐代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普及为它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生产条件。它对孝道主题和民间伦理思想的表现反映了佛教教义与世俗伦理的融合过程,同时也体现了民间伦理对上层社会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积极影响。它的叙事内容和策略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和宗教及其他观念影响于生活的复杂性。

把生命托付给诗歌——杜甫何以成为诗圣?

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既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遭遇有关,更离不开诗人的主观努力、在诗艺方面的不懈追求.他在诗歌中展现全方位的社会观察和思考,并始终保持创作激情,追求更完美的诗意表达,把生命托付给诗歌.

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

敦煌写本白居易诗,为唐人手抄的一部相对完整的白居易作品,编号为伯五五四二。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著录,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附影印宋本《白氏文集》后)。此卷袖珍折叶装本,存八页半,首载《寄元九微之》诗一首及元稹《和乐天韵同前》诗,以下载《上阳人》等《新乐府》诗16首(王重民著录15首,漏《道州民》一首),末首《盐商妇》仅存一行。此卷遇至尊空格,是唐人写本原式。王重民疑为《新乐府》在"当时单行之原帙",又《寄元九微之》诗(见于《白氏文集》卷九,即《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同为元和四年作品"

李陵、苏武诗词语考论

李陵、苏武诗的总数应为十九首。这组诗中包含大量东汉以后才产生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根据对语句袭用情况的调查,本文将这组诗的产生时间确定为介于蔡邕与曹丕之间、魏黄初之前,与逯钦立的考证结果相吻合。

从有“来历”到“没来历”——试析杜诗语言运用的创新

杜诗在采用来自经史典籍和前代文献的有"来历"语时,扩大了其采用范围;同时也使用当代新语,尤其是大量采用口语词汇。此外,诗人也通过创制新词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其所造新词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位居前列。

《全唐文补编》(前十卷)校读札记

本文讨论《全唐文补编》前十卷中的录文、校勘、标点问题,提出了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