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海外移民与近代汕头城市的发展及空间转变——基于HGIS的考察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华南地区开埠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形塑过程因深受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呈现丰富的面相和地域特质。汕头于1860年开埠以后,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出洋的重要口岸。通过对汕头口岸人员往来的分析,可以看到韩江流域地区和汕头与海外各地紧密而不同的联系,其中尤以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区和国家较为密切。海外移民及其跨国资本,充分利用汕头与中国香港、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汇兑关系,在汕头地方货币政策改变和城市建设期间推动了汕头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将侨房产权和城市地籍图等资料结合GIS技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华侨房地产以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和中国香港同胞的投资占大多数,其业主华侨、归侨、侨眷的身份反映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华侨房地产主要分布在商业核心区,在汕头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形塑了汕头的都市景观。

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

从宋元到明清,王朝海疆经略的转变对东南中国海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长期活跃于浙闽海域的闽粤之人,在官方厉行海禁之时成为无籍之徒。明代中后期,浙南海域的闽粤势力愈加壮大,在清初迁界之后,早已在明初弃守的海岛与沿海一并被列入展复范围。面对土地及人居的既有权力格局,地方政府在海岛招垦中逐渐采取了宽松的户籍认定政策,民间也通过谱系建构等文化手段,与官方的户籍和认垦政策相适应,闽粤移民的入垦权得到承认,温台垦户亦通过缔约合股的方式入岛开垦,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在长期的交融互动中,海岛社区形成了差异参差的风俗与方言景观。籍贯和身份作为同一历史过程中的现象或策略、记忆或传统,通过互相建构呈现为文化空间差异的表象,而海岛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界限,却随着聚落发展和人群交往而趋于淡化。

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唐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开发总体上呈现出从西部丘陵向太湖以东平原转移的趋势,其中太湖以东平原的高地与低地又呈现出不同的开发节奏。从10到11世纪,高、低地农垦加快,交通拓展,水利则逐渐失序。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并推崇吴越国高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

“封禁之故事”:明清浙江南田岛的政治地理变迁

从明朝初年至清代前期,王朝对浙江海岛的政策经历了强制徙民,厉行肃清,再到永远封禁的三番转变,反映了王朝面临内外形势调整海疆经略的曲折过程。关于封禁岛的开禁问题,在乾隆年间垦荒裕国的舆论环境中被带出,随后则一直徘徊于开荒利弊和行政负担的辩论之间。官府除了在部分海岛设立常规行政建置,对于其他海域往往选择宣称疆域权力,同时保持远观式的监视,以节省行政成本。到了18至19世纪,不少官员在有关浙江海岛开禁的辩论中,不再泛谈私垦之害,而是在实地调查中较为清晰地统计私垦土地所承载的实际人口规模,以求建立常规行政管理,将资源分配与人口控制结合起来。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边疆危机凸显,东南海岛的迁弃问题,在国难之际上升为国家疆域安全层面的宏大议题。19世纪后期,随着筹办海防过程中"先招民耕作以实其地"等观念的渐入人心,海岛垦复和人户管理最终归入地方行政事务范围的讨论,传统疆域型国家对于领土和人口的治理观念和政策逐渐清晰。

治与不治：16世纪江南水利的机制困境及其调适

太湖流域水环境的特质导致了长期以来水土变迁与围垦利益相互关联,明初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将基层水利维护与赋役编制紧密挂钩,对地方水利的运作影响深远。在嘉靖均粮改革之后,江南水利危机凸显,高乡地区出现了水网密度下降,主要依靠东西向干河泄水的局面。面对水利新形势,州县政府采取了"强干堰支"的策略,用公帑专浚干河,借助市镇的财力维护市镇通渠、民运要道,除此之外,不究水利。官方的财政机制、州县间的行政机制、市镇聚落发展中的权力机制以及棉作等经济格局变迁中的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是16世纪江南治水徘徊不前的深刻症结。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

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

风车与纺车:15-17世纪莱茵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开发中的人地关系与技术选择

人类历史上许多濒海三角洲的开发和排水改造,都是非常复杂的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国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即传统上所称的江南地区,与荷兰的莱茵河——默兹(Rhine-Meuse Delta)三角洲都不是单一水系形成的三角洲,在其地貌演变过程中都孕育了水网致密的湖沼平原,在历史时期,堤塘修筑、水土变迁、号田开发和水利整治都对社会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尊固等学者就曾主张对两个三角洲的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进行整体性的比较研究。

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

文章从明代两浙盐政变革的制度背景出发,考察永嘉盐场成弘时期的盐课改折、嘉靖前期的盐课转嫁、嘉靖后期的私盐倭乱、隆庆年间的赋役改革等历史事件,探讨该过程中州县官府与盐场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对永嘉盐场的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盐场赋役制度运作和东南沿海社会变迁的理解。

明清乡制考——以常州府武进县为例

明清时期的"乡"在县下的治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常州府武进县的地方志中,保留了大量有关"三十五乡"的信息。武进明清文献中常见的"三十五乡"来自宋经界法。经界法形成的乡都系统,在明代与粮里制度并存。虽然粮里制度是赋役征派机制的核心,乡作为县以下主要的地域认同单位,在编造册籍、催征田赋过程中也发挥作用。清初赋役改革,粮区由实入虚,乡担任县与图之间上传下达的中间机构发挥作用。清中叶在清理田粮时设立乡董处理本乡纠纷。乡董在太平天国后与团练结合,职权扩充,成为一乡的管理者。晚清自治,实际是将掌握了地方权力的乡董纳入到自治的体系中,各乡也作为自治区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

近代通商口岸与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以汕头为中心

近代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既是其腹地的货物、人员流动的枢纽,具有连接腹地各地的区域特征,也是其腹地与海外产生联系的门户和中介之地,具有连接海外各地的跨区域特征,其发展以一种具体历史进程的方式,将“区域”和“国别”两个学理性范畴很自然地联结起来。近代闽粤人群的区域国别认知,使他们在参与通商口岸都市化及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既发挥作用,又受到影响。对他们而言,区域国别可以是生产、经营上的意义,也可以是其本身及家族不同成员跨区域、跨国日常生活上的意义,而像汕头这样的近代通商口岸,正是他们为适应不同区域国别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环境而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和跨国实践的重要场所。这一方面赋予了近代通商口岸新的商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也强化了通商口岸成为都市侨乡的地方感和区域国别特征。

明清舟山群岛的迁界与展复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春,浙江定海县士民留葬县令衣冠冢的事件引人瞩目。定海县是康熙二十五年舟山群岛展复后设立的新县。江阴人缪燧于康熙三十四年调任定海知县,他多行善政,备受爱戴。康熙五十五年三月,黄灏等人得知缪燧病逝于宁波镇海,组织了数百人去镇海县署阻截灵柩,并集合59人联名上书,吁请留葬定海,声势浩大。

“以屯易民”:明清南嶺衛所軍屯的演變與社會建構

在南嶺山地,以軍户為身份的人群,隨着衛所調戍制度的改變以及軍屯的散亂,在明中後期控制了軍屯,獲得了屯田所户籍。清初湖南清丈和興屯的過程中,官方實施了較為温和的改革措施,强調親族保結、民間報墾、延緩升科。三藩之亂打亂了改革節奏,在康熙定鼎後施行的新一輪興屯招墾、裁屯歸縣、編户計丁等改革中,失去屯籍的軍屯户和民田寄莊户面臨户籍及學籍的普遍需求。聯里朋甲的規定,旨在解决這類土地人居格局的難題,其合同户籍内部的組織方式,承續的是明代中後期軍屯散亂後的人地關係格局,反映了從順治朝至康熙朝帝國統治藝術的轉變。經過明清國家制度轉型與南嶺社會變遷,一種整齊可觀的明代軍屯社會結構,竟在清代得以構築。

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

县制问题历来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所关注。探寻县制的起源和发展,不仅对于地方行政制度史至关重要,而且常常成为研究地域历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谭其骧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提出的地区开发史序列,是基于对县一级政区稳定性的定位和理解:

区中之“界”与界上之“区”:对区域研究前提的一种反思——读《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

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当自然因素对人群的影响的重要性开始降低时,对另一些环境因素的研究便成为主要的方向。这个人文环境是个独特的网络,交织着现今的社会现实和往事的模糊回忆。惯性则是一种超常的保守力量。同样,现代的地理综合体如果同一切过去的制度所产生的事实割裂开来,也就无法理解了。

骑楼与道路:民国时期汕头的城市规划实践

在近代中国,骑楼为南方地区许多城市开展市政建设时所采纳,后被广泛运用于城市规划及道路建设中。20世纪20年代,汕头市政当局根据现代市政理念,制订了包括道路系统的城市规划方案。骑楼在解决城市改造所面临的辟筑道路及割拆民业等普遍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行骑楼及骑楼地的承领,既是政府在推动城市建设中减少赔补成本的有效手段,也是民间在割拆土地和铺屋中争取利益的重要策略。汕头市政当局虽然通过正规化、专业化和法制化的市政运行机制,掌握了改造城市空间的主导权,但在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市政建设时,民间各方力量并非唯命是从,而是以一套符合当时市政运行机制的话语体系,与政府展开博弈或进行协作。汕头大规模骑楼街区的形成,不仅反映了城市空间在平面格局和立体景观上的演变,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在近代转型中的复杂面相。

“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

该文结合文献和初步的实地考察,围绕明清时期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讨论县际行政、地方权势及其二者的相互联系,如何对不同时期的引水技术、灌溉利益、农田开发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揭示16、17世纪豫北灌溉水利发展史中的制度转换和社会变迁。笔者认为,“水利共同体”的结构分析模式限制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空尺度,主张通过对地域联系拓展过程的动态考察,开阔华北水资源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思路。

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

15—16世纪,江南高乡地带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新兴市镇,创市者有不少是明前期永充粮长制下的世袭粮长。高乡地带的开发历程自元朝海漕时代开启,不同时期社会机制的变化,影响着其间乡村权势的演变和经济格局的变迁。这说明16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江南市镇全景,其实是不同时代成立的市镇"层累"发展的结果,这一"层累"发展的过程,折射出明初以后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延续和内在转变。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