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经历对医学生人际交往及人格的影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解决孩子进城的学业和监护等问题，便将孩子留家委托老人或其他亲属照顾，这便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目前对农村留守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未成年留守儿童身上，而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留守儿童还鲜有研究。而已有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留守经历与大学生人格特质、医学生安全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人际交往中的问题，以及医学生择业效能感等的关系方面的分析与探讨。而留守经历对医学生人际交往及人格的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

以茶文化为切入点开拓高校思政教育新局面

教育需要创新,尤其是要融入合适的文化环境与教学内容,通过构建多元性、多样性机制,从而让高校思政教育得以生动诠释、合理表达。结合茶文化的精神内涵看,其中所诠释的是一种基于思想和文化的综合机制,综合应用该文化理念,将在丰富高校思政教学素材的基础上,探究生动、合理的文化体系,实现该教学机制的理想效果。本文拟从茶文化的价值内涵分析入手,结合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活动的问题不足,通过探究高校思政的教育诉求,从而探究以茶文化为切入点开拓高校思政教育新机制的实施策略。

小学低年级学生自我监控与监控他人的发展研究

元认知监控包括自我监控和监控他人。本研究用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了小学低年级学生自我监控和监控他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实验一采用100以内加减法的计算任务,来探讨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自我监测和监测他人。实验二采用难度不同、分值不同的计算任务,来探讨学生的自我控制和控制他人。研究发现:第一,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自我监测和监测他人都会以前期任务表现为依据,支持MPT假说。而且,自我监测和监测他人都在二年级表现出了明显的转化和提高。第二,小学低年级学生在监测他人时,逐渐由以自我信息为依据调整到以他人认知状态为依据。第三,元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落后于监测能力。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仍旧不能很合理地进行自我执行和计划他人。

高校医学生心理健康与人际交往现状及其关系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生的心理状况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而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其大学生活和未来的工作,人际交往能力体现着一个人是否有着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沟通能力,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对高校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人际交往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医学生心理问题总检出率为15.8%,人际交往困扰达33.3%,且人际交往越困难,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反之,则越好,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学生的人交往能力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老年人与大学生疫情心理特征比较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老年人和大学生群体疫情心理特征比较,探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疫情心理特征。研究发现疫情知识和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疫情认知水平越高,焦虑水平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老年人与大学生相比,疫情认知水平低,焦虑水平高,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大学生。该结果提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各个群体疫情知识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大众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认识,降低大众对于疫情的焦虑情绪,进而提高大众的心理健康水平。

酒精摄入量与新发胆石症关系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附77755例报告）

目的：探讨不同酒精摄入量与新发胆石症的关系。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15年12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开滦林西医院、开滦赵各庄医院、开滦唐家庄医院、开滦范各庄医院、开滦吕家坨医院、开滦荆各庄医院、开滦林南仓医院、开滦钱家营医院、开滦马家沟医院、开滦医院分院行健康体检的77 755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依据文献对饮酒量的定义将受试者分为5组，50 695例受试者不饮酒设为不饮酒组；3 154例受试者饮酒后戒断时间≥1年设为饮酒已戒组；12 410例受试者满足轻度饮酒量的标准设为轻度饮酒组；1 606例受试者满足中度饮酒量的标准设为中度饮酒组；9 890例受试者满足重度饮酒量标准设为重度饮酒组。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5次健康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指标、生化指标。观察指标：（1）5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胆石症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危险因素。（4）饮酒对新发胆石症模型拟合程度的比较。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差齐采用LSD检验，方差不齐采用Dunnett＇s T3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Q）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胆石症的累积发病率，胆石症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酒精摄入量对新发胆石症的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间（CI）。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饮酒对于新发胆石症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结果：（1）5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不饮酒组受试者的性别（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体质量指数（BMI）、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腰围，糖尿病、高血压病、吸烟、体育锻炼人数分别为33 406例、（51±12）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3±12）mmHg、（25±4）kg/m^2、（4.93±1.13）mmol/L、1.26 mmol/L（0.90～1.88 mmol/L）、（5.5±1.7）mmol/L、（86±10）cm、4 538例、21 773例、5 873例、6 140例；饮酒已戒组分别为3 077例、（56±12）岁、（134±22）mmHg、（85±12）mmHg、（25±3）kg/m^2、（4.93±1.21）mmol/L、1.29 mmol/L（0.91～1.90 mmol/L）、（5.6±1.8）mmol/L、（89±9）cm、420例、1 652例、856例、856例；轻度饮酒组分别为11 859例、（46±12）岁、（127±19）mmHg、（82±11）mmHg、（25±3）kg/m2（4.89±1.15）mmol/L、1.30 mmol/L（0.89～2.01 mmol/L）、（5.4±1.4）mmol/L、（87±9）cm、891例、4 294例、2 186例、2 186例；中度饮酒组分别为1 585例、（58±11）岁、（134±22）mmHg、（84±11）mmHg、（25±3）kg/m2、（5.06±1.21）mmol/L、1.23 mmol/L（0.85～1.82 mmol/L）、（5.5±1.7）mmol/L、（88±9）cm、159例、762例、591例、591例；重度饮酒组分别为9 868例、（52±9）岁、（135±21）mmHg、（86±12）mmHg、（25±3）kg/m2、（5.18±1.21）mmol/L、1.36 mmol/L（0.92～2.19 mmol/L）、（5.5±1.5）mmol/L、（88±9）cm、819例、4 900例、2 183例、2 183例；5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 989.71，F=869.28，F=254.13，195.97，27.52，112.63，H（χ^2）=154.09，F=11.92，63.37， χ^2=128.17，656.31，23 561.80，656.31，P〈0.05）。（2）受试者胆石症的发病情况：77 755例受试者在（6.8±2.1）年的观察研究中，新发胆石症3 757例，累积发病率为4.5%。不饮酒组、饮酒已戒组、轻度饮酒组、中度饮酒组、重度饮酒组的胆石症累积发病率分别为5.1%、4.9%、3.7%、3.4%和3.3%，5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14，P〈0.05）。不饮酒组分别与饮酒已戒组、轻度饮酒组、中度饮酒组、重度饮酒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8.34，40.58，45.41，48.44，P〈0.05）。饮酒已戒组分别与轻度饮酒组、中度饮酒组、重度饮酒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8.72，20.47，25.41，P〈0.05）。轻度饮酒组分别与中度饮酒组、重度饮酒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47，12.41，P〈0.05）。中度饮酒组与重度饮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5，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受试者性别、年龄、TC、TG、BMI、高血压病、糖尿病、吸烟、体育锻炼因素对新发胆石症的影响后，与不饮酒组比较，轻度饮酒组、中度饮酒组、重度饮酒组新发胆石症的风险降低（HR=0.88，0.82，0.73，95%CI：0.79～0.98，0.76～0.89，0.64～0.83，P〈0.05）。（4）饮酒对新发胆石症模型拟合程度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BMI、TG、TC、高血压病、糖尿病、吸烟、体育锻炼等胆石症传统危险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时模型的-2Log L和AIC值，分别为76 331.83和76 353.83。而后将饮酒变量带入多因素模型，计算多因素模型＋饮酒模型的-2Log L和AIC值，分别为76 307.86和76 337.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3.97，P〈0.05）。结论：饮酒是新发胆石症的独立保护因素，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加，胆石症的发病风险呈降低趋势。

不同肥胖症评价指标联合应用对不同性别人群新发胆石症预测价值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附88947例报告）

目的：探讨不同肥胖症评价指标联合应用对不同性别人群新发胆石症的预测价值，寻找最优组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15年12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开滦林西医院、开滦赵各庄医院、开滦唐家庄医院、开滦范各庄医院、开滦荆各庄医院、开滦吕家坨医院、开滦林南仓医院、开滦钱家营医院、开滦马家沟医院、开滦医院分院行健康体检的88 947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5次健康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指标、生化指标。观察指标：（1）不同性别受试者的一般资料比较。（2）受试者胆石症的发病情况。（3）不同肥胖症评价指标影响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危险因素分析。（4）不同肥胖症评价指标联合应用对新发胆石症模型的拟合情况和预测价值的比较。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采用人年发病率计算不同性别受试者胆石症的发病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各肥胖症评价指标对新发胆石症的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间（CI）。采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不同组合对新发胆石症模型的拟合情况。结果：（1）不同性别受试者的一般资料比较：88 947例受试者中，男性受试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BMI）、腰围、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空腹血糖、糖尿病、高血压病、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人数分别为（51±12）岁、（25±3）kg/m2、（88±10）cm、（132±20）mmHg（1 mmHg=0.133 kPa）、（84±12）mmHg、（4.95±1.16）mmol/L、1.18 mmol/L（0.81 mmol/L，1.74 mmol/L）、（5.5±1.6）mmol/L、6 223例、31 816例、26 993例、15 779例、11 063例，女性受试者分别为（49±11）岁、（25±4）kg/m2、（83±11）cm、（124±21）mmHg、（79±11）mmHg、（4.98±1.08）mmol/L、1.30 mmol/L（0.92 mmol/L，2.00 mmol/L）、（5.3±1.6）mmol/L、1 409例、5 866例、248例、87例、2 450例，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87.20，894.27，1 064.97，813.49，986.22，630.97，H（x2）=642.39，t=452.87， x2=35.10，1 205.40，9 619.42，4 901.75，84.82，P〈0.05）。（2）受试者胆石症的发病情况：88 947例受试者总随访时间为713 345人年，共有新发胆石症4 291例，总人年发病率为6.02千人/年。其中男性受试者总随访时间为562 821人年，共有新发胆石症3 268例，人年发病率为5.81千人/年；女性受试者总随访时间为150 524人年，新发胆石症1 023例，人年发病率为6.80千人/年。（3）不同肥胖症评价指标影响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男性受试者中，校正年龄、TC、TG、糖尿病、高血压病、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对新发胆石症的影响后，与BMI正常受试者比较，超重、肥胖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风险增加（HR=1.35,1.63，95%CI：1.24～1.46，1.48～1.80，P〈0.05）；与腰围低受试者比较，腰围中、高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风险增加（HR=1.27,1.53，95%CI：1.15～1.40，1.39～1.67，P〈0.05）；与WHtR低受试者比较，WHtR中、高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风险增加（HR=1.20,1.44，95%CI：1.09～1.32，1.31～1.58，P〈0.05）。在女性受试者中，与BMI正常受试者比较，超重、肥胖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风险增加（HR=1.35，1.77，95%CI：1.16～1.56，1.49～2.10，P〈0.05）；与腰围低受试者比较，腰围中、高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风险增加（HR=1.38，1.72，95%CI：1.15～1.66，1.44～2.07，P〈0.05）；与WHtR低受试者比较，WHtR中、高受试者新发胆石症的风险增加（HR=1.34，1.71，95%CI：1.12～1.61，1.43～2.04，P〈0.05）。（4）不同肥胖症评价指标联合应用对新发胆石症模型的拟合情况和预测价值的比较：男性受试者中建立多因素模型，将年龄、TC、TG、糖尿病、高血压病、吸烟、饮酒、体育锻炼等胆石症传统危险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71 257和71 275。而后将BMI、腰围、WHtR、BMI＋腰围、BMI＋WHtR、腰围＋WHtR、BMI＋腰围＋WHtR分别带入此模型中，计算-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71 156和71 178、71 170和71 192、71 197和71 219、71 134和71 160、71 132和71 162、71 170和71 196、71 132和71 162。其中AIC值最小模型为多因素模型＋BMI＋腰围组合，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3.00，P〈0.05）。女性受试者中建立多因素模型，将年龄、TC、TG、糖尿病、高血压病、吸烟、饮酒、体育锻炼等胆石症传统危险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19 612和19 630。而后将BMI、腰围、WHtR、BMI＋腰围、BMI＋WHtR、腰围＋WHtR、BMI＋腰围＋WHtR分别带入模型中，计算-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19 568和19 590、19 575和19 597、19 574和19 596、19 558和19 584、19 557和19 583、19 571和19 597、19 556和19 586。其中AIC值最小模型为多因素模型＋BMI＋WHtR组合，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5.00，P〈0.05）。结论：男性和女性人群中，高水平的BMI、腰围、WHtR均为胆石症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在男性人群中联合BMI、腰围作为肥胖症评价指标可提高对新发胆石症的预测价值；而在女性人群中联合BMI、WHtR则是预测新发胆石症的最优组合。

不同体质量指数与消化系统肿瘤发病关系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附95177例报告)

目的探讨不同体质量指数(BMI)与消化系统肿瘤发病的关系。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15年12月由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开滦林西医院、开滦赵各庄医院、开滦唐家庄医院、开滦范各庄医院、开滦荆各庄医院、开滦吕家坨医院、开滦林南仓医院、开滦钱家营医院、开滦马家沟医院、开滦医院分院行健康体检的95177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男75909例,女19268例;年龄为(51±12)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节录)》对BMI范围的定义将受试者分为3组:37660例受试者BMI<24kg/m^2设为正常体质量组,39793例受试者24kg/m2≤BMI<28kg/m^2设为超重组,17724例受试者BMI≥28kg/m^2设为肥胖组。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5次健康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指标、生化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消化系统肿瘤的危险因素分析。(4)BMI对新发消化系统肿瘤模型拟合优度的比较。(5)影响受试者不同部位消化系统肿瘤的危险因素分层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并绘制发病曲线,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人年发病率(发病密度)计算不同BMI受试者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BMI水平(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对新发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BMI和消化系统肿瘤发病风险的计量反应关系。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BMI对新发消化系统肿瘤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正常体质量组受试者年龄、男性、收缩压、舒张压、腰围、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C反应蛋白、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高食盐摄入、直系亲属恶性肿瘤病史例数分别为(51±13)岁、28607例、(125±20)mmHg(1mmHg=0.133kPa)、(80±11)mmHg、(81±9)cm、(4.9±1.1)mmol/L、1.05mmol/L(0.75~1.49mmol/L)、(5.3±1.6)mmol/L、0.58mmol/L(0.20~1.60mmol/L)、11962例、6845例、5676例、711例、3640例、1298例;超重组分别为(52±12)岁、32928例、(133±21)mmHg、(85±11)mmHg、(89±8)cm、(5.0±1.2)mmol/L、1.39mmol/L(0.99~2.08mmol/L)、(5.6±1.7)mmol/L、0.84mmol/L(0.33~2.07mmol/L)、12364例、7413例、6322例、839例、4401例、1463例;肥胖组分别为(51±12)岁、14374例、(139±21)mmHg、(88±12)mmHg、(96±9)cm、(5.1±1.2)mmol/L、1.67mmol/L(1.18~2.51mmol/L)、(5.7±1.8)mmol/L、1.22mmol/L(0.53~2.82mmol/L)、5092例、2818例、2847例、355例、2235例、704例;3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90.60,χ^2=576.34,F=2768.38,3570.80,22319.30,256.99,χ^2=9108.21,F=507.11,χ^2=3219.47,52.78,64.38,13.36,0.76,130.39,9.74,P<0.05)。(2)受试者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情况:95177例受试者总随访时间为845085人年,共有新发消化系统肿瘤1215例,消化系统肿瘤总人年发病率为1.44千人/年。1215例患者中,结直肠肛管癌413例、肝癌306例、胃癌234例、食管癌113例、胰腺癌91例、胆囊癌和胆管癌36例、小肠癌25例。3例患者同时合并小肠癌和结直肠肛管癌。正常体质量组、超重组、肥胖组受试者消化系统肿瘤的人年发病率分别为1.46千人/年、1.37千人/年和1.53千人/年;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1.8‰、10.1‰和12.1‰,3组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3,P<0.05)。正常体质量组与肥胖组受试者的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7,P>0.05);超重组分别与正常体质量组和肥胖组受试者的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90,4.10,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消化系统肿瘤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受试者年龄、性别、收缩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高食盐摄入、直系亲属恶性肿瘤病史及兄弟姐妹恶性肿瘤病史后,连续变化的BMI不是影响新发消化系统肿瘤的因素(HR=0.99,95%可信区间为0.98~1.01,P>0.05);当BMI以分类变量带入COX模型中,与正常体质量组比较,超重组受试者患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降低(HR=0.88,0.88,95%可信区间为0.78~1.01,0.77~0.98,P<0.05),肥胖组受试者患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不受影响(HR=1.03,1.04,95%可信区间为0.88~1.20,0.89~1.22,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结果显示:BMI与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风险呈“U”型曲线关系,BMI为25~27kg/m^2时消化系统肿瘤发病风险最低。(4)BMI对新发消化系统肿瘤模型拟合优度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年龄、性别、收缩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高食盐摄入、直系亲属恶性肿瘤病史及兄弟姐妹恶性肿瘤病史因素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2LogL值和AIC值,分别为27175.05和27203.05。再将BMI变量带入多因素模型中,以正常体质量组为对照组,计算多因素模型+BMI模型的-2LogL值和AIC值,分别为27169.53和27201.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2,P<0.05)。(5)影响受试者不同部位消化系统肿瘤的危险因素分层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层分析结果显示:食管癌模型中,与正常体质量组比较,超重组和肥胖组受试者食管癌发病风险均降低(HR=0.57,0.42,95%可信区间为0.38~0.84,0.23~0.79,P<0.05)。肝癌模型中,与正常体质量组比较,超重组受试者肝癌发病风险降低(HR=0.72,95%可信区间为0.55~0.93,P<0.05);肥胖组受试者肝癌发病风险不受影响(HR=1.10,95%可信区间为0.82~1.47,P>0.05)。结论超重组受试者消化系统肿瘤发病率最低,尤其是食管癌和肝癌;当BMI为25~27kg/m^2时消化系统肿瘤发病风险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