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唐修《文馆词林》

弘仁本《文馆词林》的祖本是唐高宗仪凤二年令内廷书手吕神福等人本许敬宗原本《文馆词林》抄写送给日本国天武天皇的礼物。根据弘仁本残卷及现行历史文献,可知唐修《文馆词林》始于显庆元年,撰者除两唐书所举的许敬宗、刘伯庄、高智周外,可能还有杜正伦、李义府、薛元超、顾胤、高若思、令狐德棻、李敬玄等人。是书选录标准一本前代旧式,而体例则有所创新,兼具总集和类书的的特点,且彰显文体源流,有足可称者。此书的修撰是高宗朝再兴文治的开始,它见证了武则天是如何利用弘文馆学士为自己夺取皇后宝座而摇旗呐喊的历史。许敬宗正是因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而晋身侍中、监修国史、郡公,并领撰《文馆词林》的。

敦煌汉简《风雨诗》试论

本文重新释读并注解了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敦煌汉简《风雨诗》,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形式、作者、题名、抄写者、创作年代、抄写时间以及风俗地理诸问题。认为《风雨诗》是八言八句的骚体诗,其中所缺"兮"字为抄者所省。作者应是汉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按后来制题的惯例,诗当题作《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者《安定太守××歌》,其抄写者为T.ⅩⅫ.d中的烽率。《风雨诗》应创作于东汉时期,抄写则当在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这廿年的时间内。《风雨诗》写的是一场大风雨给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区人民带来的洪水灾难,考其风俗地理,更可了解当地自然状况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人民受灾之深。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考辨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抄写于唐代宗李豫时代,创作则在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唐肃宗李亨时期。过去人们一直把此残卷当作《文选》的一个注本来研究,其实此注本乃抄撮李善注和五臣注而形成的一个乡塾选学讲章之本,并不具注本的性质,所以不宜从注本的角度去讨论其学术价值。结合现存史料来进行考察,可以确定它是开元年间明经试及进士试要求对以往应试所用读本进行改革的形势下的产物。

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研究

梁武帝的《江南弄》七曲,不是单纯地描绘女性的艳歌,其深层的目的是歌仙道,咏长生。《江南弄》歌词之所以体现出了诸多词性方面的特征,绝非偶然,乃是作者为适应某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即佛曲或胡吹旧曲)的要求而刻意求变的结果。因此,《江南弄》是可以定性为词的。《江南弄》产生于梁代制礼定乐的大背景之下,具体说来,它是梁武帝为天监十二年元会间庆祝其生日而精心制作的乐歌。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

本文认为,德藏吐鲁番文书中的ch.2400、ch.3693、ch.3865、ch.3699四个写本残片背面残诗钞中的"晋史毛伯成"五字确为作者题署,由此可以判定残诗钞十四首诗中有十一首属东晋诗人毛伯成的作品。又据相关文献考察,知此诗卷正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毛伯成诗一卷"。在考证毛伯成的生平事迹时笔者还发现,毛伯成在东晋因避桓玄讳以字行而不以名行,残诗钞之所以题曰"晋史毛伯成"、隋志著录的毛伯成集子之所以题曰《晋毛伯成集》与《毛伯成诗》,就正是这个原因。

《通志》“梵竺四曲”考略

郑樵《通志》所录梵竺四曲,《舍利弗》是中土善声沙门截取《妙法莲华经》中世尊所说的偈并裁减经中的一些情节而成的呗声,与西域所传梵剧《舍利弗传》并无关系;《法寿乐》是文惠太子为配合自编舞蹈《法乐梵舞》的演出而令王融创作的乐歌,非呗声或徒诗;《阿那》为蠕蠕国遗存的佛曲,此曲名非原曲名,后来的好事者用此曲填写新词歌蠕蠕主阿那的事迹,于是就用阿那的名字为曲名,取代了旧的曲名;《摩多楼子》则是从西域传入的佛曲,今传歌词肯定不是其原歌词,只是在它传入中土后,才有好事者沿用其名写了歌词,借以言"征战行役之苦",并非是因梵剧《舍利弗传》中有征戍情节而拟述之。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次不明之阙题残篇考辨

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的一个卷次不明、题名及作者之名均阙的残篇,并不为后汉文,也决非马融所作之《上林颂》。根据文中所提供的一些重要线索,可以断定该文是魏文帝黄初年间的作品,其题名当如时所称《校猎赋》或《羽猎赋》之类,作者则待考。

《宋书·乐志》铎舞歌诗二篇考辨

《宋书.乐志》载有铎舞歌诗二篇,其中《圣人制礼乐篇》古来无解者。早年逯钦立、孙楷第曾破译过此篇,今从字形相同、字形相近、字音相近、字义相近几个方面来判别,可读出其未及破译的歌词;而据《宋书.乐志》,又可复原出《圣人制礼乐篇》的乐诗和徒诗形态。汉有《圣人制礼乐篇》,曹魏当国,改易其词作《太和时》以当之,至晋立,则令傅玄改易《太和时》作《云门篇》以代之,因此《圣人制礼乐篇》与《云门篇》非如孙楷第所说是同一篇歌词。所谓铎舞,其最初可能为北方民间舞蹈,后为汉室所采,参以周《大武》改编而陈于殿庭,舞时振铎以为节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汉鼓吹铙歌第十八曲《石留》解

本文对一向认为“不可复诂”的汉鼓吹铙歌第十八曲《石留》作了新的解释,初步认定它是一首禽言诗。诗人通过两只鸟对待生活境遇的不同态度和行为的描写,批评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重利益而轻操守者；而对那些意志坚定,不为利益所动,矢志不渝者则给以了表扬。

解读《玉台新咏序》

本文认为,徐陵《玉台新咏序》是一篇标准的“序作者之意”的序文,并无不可信之处。认真解读序文,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玉台新咏》一书的这些情况:《玉台新咏》是一部“撰妇人事”“以给后宫”的女性读物,属《隋志》著录的南朝编撰的诸多备后宫讽览的《妇人集》者流。撰者徐陵的编撰意图是希望这部诗集“可代彼萱苏”,使“寂寞多闲”的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聊同弃日。”这部诗集之所以形成了专录艳歌的特征,一方面如撰者所言,主要是因后宫“惟属意于新诗”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则是禀承了南朝诸多《妇人集》“撰妇人事”的传统。如此,自唐至今关于《玉台新咏》编撰目的及编撰情况的种种不合于序的说法就应该得到修正。

涅槃、维摩“四依”与六朝文学思想的嬗变

本文认为,“四依”中的“依于义不依语”肯定言语的表现功能,赞成以神教为目的的文章事业,这无疑助长了六朝的重文风气;“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作为义学界对义解文字提出的一个水平标准,它的内涵是讲求文意关系的平衡、协和,以此引发了文学界对文章文意关系的理性思考,从而导致了齐、梁时代对文风的大讨论、大改革;“依于智不依识”的实质是“常处有而不染,不厌有以观空”,它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待自然山水的态度和体认自然山水的方法,使山水诗从以著为情走向了以达理为用,唐王维袭此模式而集其大成,扩大了这一模式在山水诗创作中的影响。

古辞《欢闻》与《欢闻歌》考论

古辞《欢闻》与《欢闻歌》二首，均载《玉台新咏》卷十。《欢闻歌》二首题梁武帝作。郭茂倩《乐府诗集》把第一首归《欢闻歌》，第二首则归《欢闻变歌》，题王金珠作，与《玉台新咏》不同。按，《欢闻歌)为摹仿古辞《欢闻》而作，一般说来，题意和作法应与原作相统一，但第二首的题意和作法却与古辞了不相类，《乐府诗集》将其归入《欢闻变歌》是正确的。

历史视野中的梁代宫体诗

考察梁王朝时期南北人士慕容绍宗、侯景、何之元、萧衍、徐陵等关于宫体诗的描述,可以明确,宫体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特指萧纲自531年至548年为太子期间以徐摛为首的东宫文人创制的一种专事描写女性和咏物、体制淫放的诗歌,目的是供后宫妇女阅读、赏玩,希望它能"代彼萱苏",使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起到一种怡情养性的作用。从时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宫体诗在当时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它严重地摧伤了梁王朝的国家政教、用人制度和世道人心,加速了梁王朝的灭亡。由于这个诗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宗旨、时间、地点和作家群,所以宫体诗及其作家的界定就不能超越这个历史范围去考虑,而必须满足这个前提和条件。因是之故,梁代前后及梁太子东宫之外的其他作家所创作的艳诗,就不得随意序入宫体诗之列。

玄学氛围中的《招隐诗》和《反招隐诗》

两晋招隐诗反映了诗人在残酷现实中对自身出处问题的思考,同时深深地留下了当时不同流派玄学思想的烙印。就思想背景而言,招隐诗的出处对立、尚隐弃显与王弼以无为本、因循"自然"的思想密切相关,而它的调和出处、显隐存心则与郭象"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思想极度吻合。但是,招隐诗显示的思想理路并不能说明其作者就是这一派思想的坚守者。事实上,对不同玄学思想的接受和对出与处的看法,在他们的思想里贯彻得并不彻底。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汉魏古辞

梁鼓角横吹曲是南北文化互动交融的产物,包括了从汉魏直至南北朝多个时代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本身即为汉魏古辞,如《陇头流水歌辞》《陇头歌辞》《紫骝马歌辞》;有些作品则在语言上化用了汉魏乐府,如《企喻歌》《黄淡思》《幽州马客吟歌辞》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晋室南渡后乐府旧曲和乐工部分留在了北方,且汉文化在北地本来就有深厚的渊源和传统,加之水深土厚,民得其质直,故"其辞多古语"。

水稻纹枯病危害损失测定与药剂防治技术改进措施

研究了水稻纹枯病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技术的改进措施。提出水稻纹枯病防治应将病情控制在 2级以下 ;田间纹枯病病蔸率达 2 0 %时需用药防治 ,水稻孕穗期病病蔸率达 3 0 %以上时应施药 2次 ;重病田在孕穗初期采用大剂量施药方法可取得满意的防效。

首届云南省中华诗词理论研讨会综述

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创作,云南省诗词学会暨玉溪地区老干部诗书画协会于1992年8月19日至23日在玉溪市联合举办了首届云南省中华诗词理论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代表120余人出席了会议。围绕着“五四”以来中华诗词发展的历史估价,中华诗词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及创作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代表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对《<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一文的质疑——与三泽玲尔先生商榷

一九八一年,日本国三泽玲尔先生作《屈原问题考辨》一文,经韩基国先生译成汉语在《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四期)刊载以后,即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尔后,三泽玲尔先生又于一九八八年推出《【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一文,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诸位中国先生的部分争辨,”于是“重新试对这些指摘予以辨明,”并阐述了他对“《楚辞》生成情况的全面展望”。三泽玲尔先生勇于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然而在我们认真拜读该文后,却感到疑点颇多,我们不能接受三泽玲尔先生编排的《楚辞》生成过程。为此,我们不揣冒昧,特与三泽玲尔先生就一些问题进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