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我国危机事件爆发呈现出频率较高、规模较大、波动方式多元和涉及领域多元化等特征,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生活和安全.加强各级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尽可能有效地预防、控制、消弭公共危机事件,对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树立政府公信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2020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动跨区域跨流域污染防治联防联控",这意味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居家养老的“北碚实践”与推进路径

居家养老,是主要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养老模式。它兼具传统的家庭、机构养老的优点,同时又能够弥补“二元养老困境”的不足,是中国有效应对“银色浪潮”冲击的发展趋向。然而,目前国内的居家养老仍处于草根性探索阶段,并无系统而成熟的模式可循。在此背景下,重庆市北碚区以碚峡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试点,积极探索“四个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创办了一所深受老年人喜欢、政府领导推崇的“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共青团市民学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困境——基于重庆市北碚区实践的探讨

一、共青团市民学校：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追求 社会治理是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旨在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破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拘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治理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治理”纳入新时期的执政话语体系，意味着这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

构建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思考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互持互助、齐头并进,干部队伍中能力不足'不能为'、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问题日益凸显,形成改革'中梗阻'。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为改革创新、担当有为的干部'减压兜底',正是各级政府破除'为官不为'现象的制度性回应和关怀。近年来,在中央层面政策倡导和地方政府建制试行的双重推动下,容错纠错机制已然成为助力改革落地的政府创新热点。

和谐拆迁:“合肥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征地拆迁往往伴随着突出的社会矛盾,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头等难题。合肥市"大拆违"实现了零补偿、零事故、零冲突,百姓满意度高达93%,成功破解了拆迁难题。"合肥模式"的经验,对各地城市建设实现"和谐拆迁"有他山之石的功效。

卢作孚＂北碚实验＂对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启示

县域新型城镇化是解决我国城镇问题的关键,但目前发展效应仍然有限.20世纪初期,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北碚实验＂模式,使北碚从一个小乡场迅速崛起为一座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市镇,其成功绝非偶然,其理念实践与当下新型城镇化理论核心不谋而合,对于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可以提供积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建构知识分子的主体独立性——周作人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

陈思和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和"民间岗位意识",本文借鉴这一理论,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入手,阐述了中国早期民间岗位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思想,描述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框架里对庙堂与广场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大胆反叛,以及对自身主体独立性的自觉和形塑。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意蕴与行动路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以宏阔的历史视角科学总结社会治理改革探索的宝贵经验,为继往开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动遵循。

党员干部增强“三个自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生动力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主题鲜明，系统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使命、历史经验和战略部署，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遵循，必将成为党的建设新的里程碑。全面从严治党，需坚持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紧密结合，他律和自律并重，

心理干预引入社会管理的实践与探索——基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和矫正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然成为亟待政府破解的社会“软治理”难题。重庆市北碚区政府自2009年将社会心理问题纳入行政视野，将心理干预引入社会管理，以心理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成为重庆乃至全国的一个亮点，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权威媒体的关注和认可，其典型性、经验性值得总结、借鉴和推广。

基层政府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重庆市北碚区施家梁镇“10年零集访”为个案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由部分公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事件。＂[1]诚如定义所体现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凸显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复合社会管理——以北碚区静观镇为例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直接影响国家意志的执行和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新中国建立迄今，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自“政社合一”而“乡政村治”的嬗变，历史性地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然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起，新一轮治理困境在各地生成，已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和发展。显然，探寻并重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论荀子的人性论思想

荀子从经验层面立论,认为人性生而好利多欲,在情欲的自我满足过程中,必定引起争夺和混乱,这就自然地不合乎道德伦理的人文理想,显然是恶的。但是人具有心智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够权衡利弊,所以接受了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化性起伪,从而完成道德人的实现。荀子在完全向外地诉求道德观念及行为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性恶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困境。

郭象的独化论

天地间万物存在的惟一根据就在于其“自性”,“自性”只能是“自生”的,“自生”就是“独化”。而独化论推广到人生境界上,就是要达到泯除差别的无言无意之域的混沌境界,即玄冥之境。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实现路径刍议

多元共治模式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弥补了单一行政性主导的治理缺陷,为解决日益复杂严峻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一剂良药。但在实践层面高效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需着力于增进价值共识、厘清权责边界、健全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考量。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治理的伦理路径

后现代社会迅速增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政府全能统制的行政模式面临一种结构性危机,建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足鼎立"的合作治理体系已成为公共行政改革趋势。在这一"非中心化"结构中,如何重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基于这种价值关切,我们引入"和实生物"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结合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中国语境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进行历史性梳理、辩证分析和现代性构想。

后工业进程中政府与企业博弈关系的伦理转向

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的政企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对称的、竞争型的利益博弈关系,在"道德"与"利益"目标上还未构成合理而必要的张力,往往陷入"囚徒困境"。而后工业化的历史性变革,预示着合作秩序主导的网格社会治理结构即将生成,政府与企业作为两大治理主体,必须相应地转向平等的、富有"耦合力"的合作博弈。这意味着,应当遵循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总原则,来引导和调整我国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的伦理方向。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城市社区参与的实现理路

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和突破口。在国家宏观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必须从政府主导向社区参与转型。社区参与对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效能。

道法势术与转型期社会矛盾治理

社会矛盾治理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难症。地方政府陷入维稳"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怪圈,表明社会治理思维和模式亟待革新。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道、法、势、术既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又是一个从上至下、由高到低的逐步具体化的治理过程。在社会矛盾治理中,明道、抱法、取势、优术四者并举,能够标本兼治,实现社会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