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本质特征新说——社会学与刑法学立场分野下的认识

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无疑是犯罪。但在刑法学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刑法上的犯罪,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刑事违法性,是立法者将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犯罪圈的标识,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惟一标准。在个罪成立与否的判定中,既要考虑刑法分则的规定,也要考虑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定义,以防止形式的犯罪构成解释论。在刑法学中,犯罪的本质特征应该是立法者选定的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非仅为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结构新析

流行的以混合罪过为显著特征的结果加重犯的概念,以及现在的一些立法规定情况,并未真正辨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由此导致疑惑丛生,甚至产生了废止之论。但对结果加重犯构成结构的新析和实务考察表明,结果加重犯是反映客观存在、满足实践需要的一种适当的立法创制。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把握结果加重犯的结构。

论犯罪的社会文化分析

犯罪是一种法律规定,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以社会文化的眼量释解犯罪,可以超越实定法的限制,透析出潜藏于其后的许多深层的非规范性命意和信息,从而使对犯罪认识深至社会文化的层面。

风险社会的价值选择与客观归责论

社会发展进步与规范刑法原理具有密切的关系,立于危险社会的价值选择立场,Roxin成就了客观归责论。其中隐含的方法论意义对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刑法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启迪。

犯罪本质层次论

犯罪的本质应区分不同层面,分而论之。立法时,要确立出标准,划定犯罪圈,因而其本质是应受刑罚处罚性;而在司法中,只能适用法定的标准,因而其本质是刑事违法性,以便与刑事类推相区隔,由此落实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当然离不了学者们的创构与证成 ,但是关键还在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社会的现实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 ,伴随着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是源远流长的刑事类推制度 ,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成长 ,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实现了立法化。

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认识错误的认定与处理——以部分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立场

对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认识错误,中外学说和实务上皆形成观点聚讼。我们主张应以部分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立场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任何细小问题的解决,其实均离不开特定的价值立场。刑法学研究应自觉地穿行于问题与主义之间。

刑法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及其意义

刑法是一种法律社会现象 ,刑法社会学以刑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在我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刑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能开拓刑法学研究的新领域、更新刑法学研究方法 ,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论恐怖主义的认定

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迄今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概念尚无法达成共识,但参考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和研究成果,却能够总结、概括出恐怖主义所具有的七大特征,从而为其认定提供标准和根据。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嬗递有着深层的、直接的关联,足见德国哲学对德国刑法学有相当的滋养、启发作用。其中隐涵的方法论思想,应该对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刑法学有所启迪。

论前见、法律事实与刑法解释

哲学解释学和诠释学法学的研究表明:人总是带着既有的经验和知识即"前见"进行理解和解释活动的,不包含前见的理解是不存在的,所谓解释就是从事先被理解的事物出发向未知的领域前进。法律解释既具有主观性,也具有客观性,目前日渐流行的刑法解释论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合乎国情;此外,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都应是刑法解释学的对象。因而刑法解释应指从先前理解出发,通过法律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的交互性阐释明确刑法规范在法律事实中的内涵和外延的过程。

论社会发展进步与犯罪构成要件的敛缩

犯罪是一种法律社会现象,因此,对之既可以进行规范分析即刑法学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分析即刑法社会学研究。立于既有的规范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采用刑法社会学的视角,具体论析了社会发展进步与犯罪构成要件的敛缩问题。

陷害教唆行为研究——兼及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

在系统梳理中外立法与理论关于陷害教唆的规定和学说的基础上,以陷害教唆的体系地位即教唆故意为立足点,具体分析了七种情况下陷害教唆的认定和处理问题,驳诘了各种偏颇之论。

刑法负价值管窥

刑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刑法很有价值。否则,刑法就不会存在了。那么,刑法有无消极作用或曰负价值呢?应该说:有。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作为镇压手段之一的刑罚具有一种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价值。”“刑法的结果是程度如此严重的‘必要的恶’,我们就不得不经常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依笔者管见,刑法具有下列消极作用:

香港、大陆刑法之比较

香港、大陆刑法之比较许发民＊香港刑法和祖国大陆刑法存在着诸多差异，本文从十个方面对其进行概括性比较。一、法律性质的差异大陆刑法的法律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香港刑法的法律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时期，香港刑法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回归祖国后，香港刑法的这种法律...

论罪刑法定原则价值蕴涵的社会文化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立法层面的问题,更是一种价值定位和文化选择的问题,只有站至社会文化的高度,才能洞悉其深刻的蕴涵。

论刑法应然性研究的“合法性”——兼论刑法学研究范围及其方法

刑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法律社会现象,因此既可以进行实然的规范性研究,也可以进行应然的超规范研究;既可以使用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切有益于深化刑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论刑法解释不能类比于文学艺术类解释

必须区分根据法律的解释与关于法律的解释,刑法解释当属前者。对刑法及其解释不能类比于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艺术性作品及其鉴赏解读,后者可以不受作者意图限制。不能像对文学艺术作品解释那样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谨防解释者按照所谓社会现实需要违背立法价值观的解释。

论社会文化对犯罪界定的影响

犯罪虽然由法律所界定,但刑法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制约,犯罪的范围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就不尽一致。立于社会文化的视界,透视各种文化现象和犯罪界定的联系,不难发现犯罪界定受到法文化传统、社会哲学、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文化因素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对犯罪的理解应当植根于文化之中,了解并把握立于背后制约犯罪圈划定的社会文化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