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第二次复古兴起的创新性扩散

明代诗学在第一次复古后,仅间隔十几年,又出现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第二次高潮,形成新的扩散性传播。依据“创新扩散”原理,扩散需具备两种条件,一是创新性,扩散是创新的扩散,没有创新便没有扩散;二是传播条件,不具备优势传播条件,难以实现扩散传播。后七子所以能够实现扩散性传播,首先是发现此前学派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纠补而形成了观念新变的结果。其观念新变非两三点,而是涉及六个方面:理“正变云扰”,正“剽拟雷同”,化“理胜相掩”,纠“以法抑情”,避免“蔓延鄙俗”之格,救吴地“失靡而浮”之风;其次是具备了特殊而有力的传播条件:王世贞作为意见领袖优势的作用,后七子多为刑部同事的人际关系结构,后七子诗学与前七子复古观念的兼容性等。从“创新扩散”的传播学视角分析明代诗学第二次复古运动勃兴及其原因,丰富、完善了此前的观点,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阐释明代诗学第二次复古兴起的内外机因及其必然性。

王世贞在明末清初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价值与地位重估

王世贞是晚明一位影响大、争议多,被误读也多的承前启后的文学家,故须重新认识评价。事实上,王世贞与七子派的诗文理论是王阳明心学与前代诗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先进性和集合性。王世贞诗学在继承“七子”派的同时,发生了六种新变:以博补狭、性灵观、情法观、新格调体系、格调式神韵说、对模拟的扬弃等,从而形成了以情欲为源,以抒情写意为归,以法度范式为体,以学养为粮,以才气思为翼,以格调韵境为品,以自然为美的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诗学发展至此的集大成,标志着中国诗学理论至此已基本完成,此后的理论只是这一理论中某一枝(如宗唐派、宗宋派、性灵派、格调说、神韵说)的极端式的、精细化的发展,同时意味着时代风气转换的开始(如情法诗学取代道统诗学、性灵之风、博学之风、求实之风等)。王世贞诗文创作集前代之精,别开新体,量大、体全而不乏精品,形成雄浑、刚健、清新而自然的风格,被誉为明代苏轼。如果说明清文学的重心经历了由心学到实学、由义理到考据、由率性到致用、由性灵到神韵的转变的话,那么,王世贞就是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转换器,一位开启清代诗风的先导。

由古学、博学、考据学走向经世致用实学——王世贞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转向

明代几乎与阳明心学同步而起的博学求实之风,是从古学运动开始经博学、考据学而实现实学转向的,王世贞就是这一历史转型中的集合型、枢纽式人物。他从三个方面推进了明清学术的转型:其一,作为异才博学的复古领袖推进了明代博学之风的兴起;其二,以《弇山堂别集》倡史料文献的三史互证法,创典章制度考述体,开《明实录》考证先河;其三,反对欲、理对立,主张导“欲”于“用”,以“致用”衡定学术,追求“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王世贞与明末学术总体呈现博而杂而奇的特征,在后继者的纠偏中逐渐形成清代的博而专而精。展示出明清之际,与明代心学潮流同行的另一派实学潮流——由古学、博学到考据学而终走向经世致用实学——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

从“文道”论到“情法”论——中国诗学的一次历史转型

明朝是诗学转型的时代,发生了两类历史性的转向:一类是以回归儒家道统为目的历次复古运动,至此转向了疏离道统、着力于文学范式、规律探讨的诗道回归,由文章学、道学、政治学复合性的复古,转向了作为独立文学的形式美复古;另一类是兴盛了近两千年的以文——道——用为中心的文道论诗学,被情法论诗学取而代之,从此中国诗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情法论诗学起手于李梦阳、完胜于王世贞。王世贞的道源于情欲的性灵观、格调式诗法体系、由格调而入化境的神韵说,在才学、妙悟、剂的方法中趋于统一,成为情法论诗学的三大支柱。晚明、清中叶则是这一诗学的一分为三:重性灵、主格调、倡神韵的偏胜、精致化的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的差异化战略结构模型

以美国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和钻石模型理论为基础,吸纳资源派重视内部资源与能力在企业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结合中国电影生产的实际状况,对其与我国电影文化产业战略不适应的内容加以修正,可以提出一种新钻石模型说。同时根据对国内电影生产和传播数据分析、国外电影传播的问卷调查数据因子分析,能够获得三大发现:其一,企业战略决策者的欲求、愿景是对本企业人才资源战略、技术创新战略、资金战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驱动力,可与内外驱动力一同形成差异化战略的动力系统。其二,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在电影产品、文化形象自塑、市场开拓三大领域,正向能量大于负向能量,有较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其三,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向好的趋势明显,三大动力处于持续增长的通道中,且与产品、形象、市场三大模块间呈现因果互系的连续性关系,从而构成了三大差异化战略结构模型(连锁模型)。该模型理论表明通过三大动力的共同作用,经过产品、形象和市场差异化战略实施,能够不断提升竞争优势,使电影生产、传播的欲求、愿景由一个阶段跨上更高的阶段,从而实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的战略目标。

汉语意象叙事功能与民族风格

汉语以象表意的特性是生成汉语意象叙事的根源之一。本文从汉字象形表意的根本属性出发,探索汉字意象的本质属性,分析意象内涵的结构形态与叙事功能,辨析意象叙事与抒情之关系,考察意象叙事的风格特色,发现汉字意象在主客一体性、直观性、空间性、体验性、不等性诸方面与表音文字有别。意象的这些属性在转向意象叙事的过程中受传统观念文化影响,形成了天人合一、万物通变的叙述视域,体验性与心性关怀的叙述品格,场景化写意性的叙述意味,形断意连对称循环的叙述结构,朦胧与神秘性的叙事气韵等典型意象叙事风格,初步发现了意象叙事的特有品质及其形成原因。

王世贞的史学创获与明末清初史学形态之变化

王世贞是明代著名史学家,著述富赡,多所创获。首先是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的大史学观和国史、家史、野史互补的史体观。其次为“标新领异”开创“别集体”与“新掌故史学”的史体创新和规模宏大的明代史书著述。再者纵横捭合、条分缕析的分类比较批评法和精辟简约、得失互见的史学批评。其四,承绪并纠补杨慎,开启明代史学典章制度考索体。其五,文化专题史的热心倡导者和戮力实践者。从而丰富了明代史学思想和史体观,促进了明代掌故笔记体、史书批评和专题史的兴起,推进了明末清初考据史料学的兴盛。

中国电影传播的产品差异化战略与对策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电影产品在制作和传播方面需要制定统一有效的战略机制。在对国外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相关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公因子分析法来剖判中国电影文化传播的优势及劣势,并结合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可以得知中国电影产品具有文化资源、类型化、系列化和文化创新这四大潜在优势。这些潜在优势可以作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过程中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主要依据,进而以此为基础提出针对性发展策略。我们通过发掘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资源,可以提升中国电影人才优势,推动中国电影系列片的创造,消除中国文化电影传播过程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等方式,使中国文化的电影传播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创造优势,获得最大的传播效益。

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战略的新钻石模型

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的国际战略可采用差异化战略。我们在吸收波特的差异化竞争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发现钻石模型组成元素存在着过于突出外环境元素而对内环境元素作用重视不足,适合于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竞争而不完全适用于电影等文化产业的实际。于是我们结合电影生产与传播的独特性,吸纳内部资源派理论,对钻石模型的核心元素进行重设、补充与结构关系的调整,提出了新钻石模型的设想。新钻石模型具有两新和三大优长,更适应中国的国情,有利于增强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的实用性与指导性。

中国物叙事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世界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属性,也是反映人类存在与发展情状的文学的基本属性。世界性是以民族性为存在、表现形态的,所以,民族性是世界性分析的立足点、出发点。物叙述是人类最古老、形象的叙述形态,具有另一个大脑、另一只眼睛的独特功能。打开物叙事的新视域,将开辟一个叙事时代,就像电脑、手机、机器人叙述着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样。中国物叙事文学具有不可分离的包融态、天人合一的物道思维、物人转化性、空间性、灵活性、感悟性和神秘性等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在表现人类情感、人类相同历史阶段认识、人生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和人类美感诸方面,表现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放眼世界未来,需发掘中国叙事文学的人类普适性内涵,加强中外文学的互补和翻译传播,以推进中国物叙事文学接受场域的世界性延展。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金瓶梅》传播的最早评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金瓶梅词话》考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词话》,有手书134条批语、1390处改写。因其流传较广的影印本未能清晰呈现手批墨迹,故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今据原书彩色电子版仔细辨析,发现它可能是一部书商用来校对的毛边书,主要校改者是一位习用官话和书面语而精通南方俚语的文人。书中还留下了不同时期收藏者的评改痕迹,并在后来重新修边装订时切去了部分眉批文字。此本手批改动凡四种十式,是一部改错字、改写语言表达方式并评点的评改本。书中的眉批、行批无一处与崇祯本相近或相似,校改者可能未曾见到过崇祯本,崇祯本对词话本人名、错字的更改多据此本而非相反,评改时间当在崇祯本之前。此本是《金瓶梅》传播的最早评点改写本,是从词话本到说散本过渡的桥梁,具有重要的版本与文学价值。

王世贞“欲理”、“情法”观浅疏

王世贞于《札记内篇》中强调:情欲是夫妇、父子、君臣、男女之根本,是道与治的依托,狂者以之成帝,圣者以之成道,从而明确提出"欲即理","欲即治"的欲理合一说。并将这一思想用之于文学,提出以情导法,以法寓情,法不抑情、滞意,法随意转,相互为用的情法合一、意法合一的创作观。并倡导"化工"无迹,与"不法而法、无意而意"的自然而有韵味的艺术境界。做到"师心独运而不累其法",解决了古学派长期以来情与法的矛盾,既比李梦阳、何景明成熟和精到,又比李贽、"三袁"更讲法度与格调,雅合诗学规律。

署名王世貞的僞書、存疑書與重複書敘考

明代嘉萬時期文壇盟主王世貞的著述爲古代個人文集之雄,約2600卷左右,其中一部分爲書商託名王世貞的僞書,一部分則是内容與王世貞"兩稿一集"重合的單行本或選本,另一部分因證據不充分難以斷其真僞的存疑類書。這三類書所占比例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故而編纂《王世貞全集》需做好辨僞和剔去重複内容的純潔化工作。經考證分辨,已知託名王世貞的僞書25種約481卷,存疑類書8種101卷,内容重複的選本與單行本100種約78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