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个人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大学生的诚信素养状况日益成为关系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考试作弊、恶意拖欠助学贷款、假文凭、假学术等违背诚信原则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反思,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刻不容缓的任务。

“联省自治”与近代联邦主义思想之尝试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建立联邦制的尝试,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联省自治"最后沦为地方军阀粉饰门面的工具。但各省的制宪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观念上的进步,都为中国近代宪政改革提供了历史积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恭王奕訢与晚清洋务枢译一体

咸丰十年底,总理衙门设立之初,体制仿军机处,且以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初步确立枢译兼领架构。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兼领枢译,军机大臣之重要者例兼总署,洋务事权高度一致,最终形成洋务枢译一体。该体制是为应付晚清夷务、洋务而进行的制度调整,总理衙门在奕訢的领导下,先后经历文祥、沈桂芬、王文韶、李鸿藻等秉政大臣主持,政声及评价各异。因洋务权力过于集中,此体制常常被清流及守旧势力所抨击,并最终在宫廷权力斗争中,于中法战争时随奕訢及宝鋆、李鸿藻、景廉等大臣的黜退而解体。此后枢译分离成为内廷的既定决策,晚清中枢权力格局为之一变。

基于历史逻辑的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改革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我国高校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以历史课的面貌呈现,具有鲜明的历史学科属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改革应重视历史逻辑,遵循历史的时空观念,讲清历史演进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接受正确的观点,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真正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要求。

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洋货免单和通商章程问题之争

庚申议和后,新开口岸的设关征税问题,既关乎国家帑项,又牵涉直省利益。在口岸洋货免单与制定通商章程等问题上,各省情况不同,利益诉求不一,纷争不断。总理衙门身任洋务专责,与各省频繁咨商,努力消弭分歧,最终确定均衡征税的原则,并制定出适合各省情况的通商章程,期间的往还纠结较典型地反映了咸同之际总理衙门初设时与直省关系的复杂面相。

沈葆桢督江时期的南北洋关系(1875-1879)

沈葆桢总督两江期间,是湘系督抚把持江督和南洋大臣的间隔时期,亦是南北洋关系变动的关键时期。其间,南洋无论在筹建近代水师,还是在协饷北洋淮军、整顿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局务上,均能与北洋和衷共济,支持北洋,即使偶有分歧,仍合作居多。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沈葆桢虽表示将持平相待,但实则偏向北洋。但在吴淞铁路案的交涉上,沈葆桢主张强硬,李鸿章则主张周旋,沈、李的外交态度,凸显南北洋关系的分歧。沈葆桢督江期间,北洋洋务、海防逐渐后来居上,对晚清内外权力格局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

同光之际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人事分歧(1868-1882)--以丁日昌的晚年仕宦生涯为中心

同光之际,沈桂芬主持总理衙门,在洋务人才的选用上持门户之见,与直省之间产生严重分歧,引发直省疆吏的严重不满。尤其在丁日昌的使用上,总理衙门首鼠两端,虽明知丁日昌的洋务才能“冠绝流辈”,却始终秉持过河拆桥的功利心态,有事荐用,事毕即弃,此举不仅使丁日昌的晚年仕途异常曲折,而且恶化了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同光之际清朝的对外交涉,成为晚清新旧体制关系变动的缩影,其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南洋大臣之裁改与江督洋务地位之变迁

南洋大臣之裁撤与改设问题,事关晚清洋务体制之调整,并深刻影响两江总督的洋务地位与事权之变迁。围绕南洋大臣之裁改,总理衙门、两江总督以及江苏巡抚三方因利益与立场不同,争论不已;最终清廷谕令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并初步理顺了两江总督与总理衙门以及江南相关各省督抚之间的洋务关系,此举在体制上加强了江督的洋务地位,对晚清洋务体制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治年间的奏折泄密事件及其处置

奏折是清代为加强皇权而创设的重要行政文书,具有很强的机密性。但在同治年间筹划修改条约和处理日本侵台案时,却连续出现了奏折泄密事件,一度影响了清廷的洋务交涉,引发了总理衙门的担忧。清廷责令总理衙门和涉事督抚彻查,但除曾国藩和沈葆桢自请议处外,因疆吏因循塞责,且为避免刺激列强,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反映了奏折制度在晚清应对变局时局限与不足。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与中美关系

为了应对全球范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联合国于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会议。美国出于其环境外交的考虑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积极策划邀请中国与会，并就中美两国在环境领域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尝试，中关两国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富有历史意义的环境外交活动，开始了中美两国现代环境关系史。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尼克松政府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国际组织,围绕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外交活动。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体现出其先行一步的外交构想和具体的环境行动。美国的环境外交因先于其他国家而取得了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并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达到一个高潮。不过,尼克松的环境外交更多地着眼于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形势和现实利益,与第三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同治初年总理衙门的“抚夷”政策与直省洋务差异——兼论总理衙门与直省之关系

同治初年,总理衙门坚持以条约羁縻洋人,维持大局,对外政策趋于柔和。然各省因洋务观念与本位利益的不同,对总署的“抚夷”政策看法各异。总体而言,内地官绅因风气闭塞,往往认为依约办事为媚夷之举,遇有交涉,仍坚持华夷之辩,动辄激烈相抗,酿成诸多交涉事件。东南各省督抚因久历洋务,较了解夷情,大体认同总署的羁縻政策,但在具体案件上看法各异。各地洋务差异不仅影响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关系,亦对晚清的洋务交涉构成挑战,其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尼克松政府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国际组织，围绕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外交活动。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体现出其先行一步的外交构想和具体的环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