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诗圣”内涵的定位及外延的嬗变

古人关于“诗仙”、“诗圣”的内涵,是从较浮泛转为精准的,其外延开始未固定于李白、杜甫,而是涉及其他诗人。随着内涵的趋于精准,决定了其外延的由广而狭:逐渐固定于李、杜。同时,外延的收缩也反作用于内涵的精准。“诗圣”、“诗仙”是互为依存的。

“铺叙感慨”的需要,诗体发展的必然——略论杜诗的排律

本文首先列举历代诗家对于杜诗中的排律的四种评价 ,并加以辩正。进而探讨杜诗排律的特点和得失。认为 :排律的使用 ,是杜诗扩展生活视野和完成诗体发展的产物。杜诗的“铺叙感慨”乃至“乱离叙述” ,需要篇幅较长的排律、歌行、乐府等作为载体。排律并具有古雅宏丽的“铺叙排比”的美学价值 ,是诗体的一种发展走向 ,也是近体诗的美学品格的必要补充和完成。但长律也是诗体发展的某种“极致”。

宋词三阶段:婉约、豪放、醇雅——典型的“一分为三’的文学发展形态

宋词既具有鲜明的阶段性、阶梯性,也具有发展的完整性。这是一个完美的、缺一不可的、自足的、“一分为三”的美学构建和文学形态。在美学风格上,宋词总的追求是悲情美。“婉约”创立的是柔美,“豪放”创立的是壮美,“醇雅”创立的则是优美。同时,三阶段各自的艺术发展也是成熟的。

论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

本文探讨杜甫的“三狂”———即“狂顾”、“狂走”和“狂歌”———精神。“三狂”都是杜诗中的自况。诗人的“狂走”体现了漫游生涯 ,“狂顾”体现了人文关怀 ,因而能以饱满的创作激情 ,“狂歌”不已。它们概括了老杜的生活道路 ,也表现了少陵的创作品格和人生理念。同时 ,文章在“狂放”方面 ,将杜甫与李白、阮籍进行了对比 :杜的“狂而简”是“入世”的 ,是自苦 ;李的“狂而肆”是“济世”的 ,是自重 ;阮的“狂而谲”是“避世”的 ,是自怜。

李白的“携妓东山”和杜甫的“莫学野鸳鸯”──诗仙、诗圣女性观的一点比较

透过李白和杜甫涉及“携妓”的诗，具体分析李白杜甫对待女性的心态，进而指出在女性观方面，李白杜甫各自的特点。大体上李白是放诞、浪漫甚至不“雅驯”的；杜甫虽然也不乏浪漫：总的是拘谨和严守札法的，并有“女性主义”的萌芽。两人都有同情女性的一面，但杜甫优于李白。

杜诗中的唐人“胡气”

鲁迅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杜诗中对唐人的"胡气"也多有反映,描摹了当时的"胡气"具有怎样的面貌,包括杜甫对一些胡风胡俗的态度,他对汉、胡民族的依存关系的独特看法,以及老杜在一定条件下对任用藩将胡人的认同,等等。

国学大师们的倾向性——针对杜甫与其他诗人的“比试”

本文简论文学史上分别对杜甫与李白、与王维、与黄庭坚、与周邦彦等的比较、分析,乃至彼此的“优劣”论。重点归结到当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等人,对之何以有不同的倾向性及“表态”。涉及其间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并针对不同的取向,联系“灵魂三变”(“骆驼、狮子、赤子”)之说,加以归纳。

杜诗学的五大争论问题

与“杜诗学”有关的五大争论,包括:李杜扬抑论、“诗史”有无论、“排律”功过论、美感“小大”论,以及“集大成”或创新论。五大争论反映了杜诗学的发展走向,以及杜诗的历史“命运”:对于杜诗,唐代较忽视,但有发现者;宋代重视,但有反对者;明清审视,而有苛责者。

论历代对杜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的认识价值

历代对杜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的认识论价值,即透过历代对杜诗的批评,从侧面或“反面”可以加深对杜诗的认识,包括凡人本色、乱离叙述、以人性描写入诗等等。杜诗的历史命运的脉络为:一般而言,唐代忽视(但有发现者);宋代重视(但有反对者);明清审视(而有苛责者)。

史才、诗笔--论杜甫如何面对“古封建”的千年聚讼与迷局

文章透过杜甫对房琯、李璘、肃宗,以及"制置"等人、事的微妙态度,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史才、诗笔,分析杜甫倡导"古封建"的来龙去脉,及其真正的含义(制衡藩镇跋扈等)。老杜开出的"古封建"这种药方,虽然救不了大唐的衰颓,但他这方面的史笔诗心,却泽被天下,穿越关于"周道"与"秦法"的历史聚讼和千年迷局,使我们的文化和诗学更丰富多彩,更有魅力。

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角”

在我国文学宝库中,存在许多可资总结和借鉴的艺术表现手段。本文以充分例证,阐明“化身法”和“代言法”便是其中之———可以称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角”。从楚辞到唐宋诗词,从南戏到元居以至于《红楼梦》,都采用过它;陆机、李渔、龚自珍等也在理论上进行过论述。鲁迅和后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曾采用过这种表现方法。探讨它,不仅是研究我国传统艺术规律的需要,也有利于今天的文学创作。

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文试论杜诗的"以我为诗",考察了"以我为诗"与杜诗的自传体风格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竹林七贤”到底“贤”不“贤”?——试论“七贤”的存在特点

“竹林七贤”是著名的名士群体,但千余年来“七贤”在品格上屡遭物议。因之就有“七贤”到底“贤”也不“贤”的问题。本文认为:七贤只存在于一个精彩的历史瞬间;而这种瞬间也是永恒的。文章并分析了“七贤”的时代的、风气的、群体的和个体的存在特点。

论“钱谦益现象”及“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

“钱柳因缘”体现了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人生契合与碰撞。而没有柳如是,也就没有钱谦益的“诗史”桂冠。这就形成“钱谦益现象”的主要内涵。“南移”则指“诗史”诗人的籍贯转向南方。本文探讨钱谦益获得“诗史”桂冠的条件,并分析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若干原因。

试谈杜诗中的“银章”和“省郎”

本文透过杜甫一些以“银章”和“省郎”入诗的作品 ,分析杜诗的化俗为雅的特色 ,论述杜甫“无施不可”的艺术造诣 ,并探索了诗人何以能在一般人不敢问津的领域 。

从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谈杜诗的“历史命运”

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见于〔唐〕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被认为是不同于杜诗中“大雅之作”的篇什,显然并非揄扬之语,但也不是贬抑之词。本文根据一些史料试论:这种“戏题剧论”应包括什么样的作品。并归结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只知杜诗有“戏题剧论”而不知其有“大雅之作”的现象,说明杜诗给诗学带来新的元素,开始并不为诗坛所接受,需要相当的理解时间。并联系杜诗的“历史命运”,结合传布情况,讨论杜诗的“命运三叠”现象:“唐代忽视(但有发现者);宋代重视(但有反对者);明清审视(而有苛责者)”。

简论“诗圣”的衍生轨迹

早期“诗圣”并非专用于杜甫。经过宋代的秦观、朱熹、杨万里的论列 ,并经过后人的认同 ,清代最终将“诗圣”的称号固定于杜甫。

杜诗的“解构”与“重构”

对杜诗的“解构”指历代对杜诗的严格审视与批评;“重构”则指在较后的时代(包括新时代)对杜诗的接受与定位。文章回顾了此种“解构”的一定背景、原因,主要论列道学家对杜诗的“解构”,并简要说明了“重构”的价值、意义。

杜诗中的“文化密码”

本文探讨杜诗中若干"文化密码"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等。这种文化密码,涉及华夏文化的深邃境界或某种禁区,或触及历史的迷思、几微的思辩,并以高度凝练的诗歌语言为载体;追求字面与内涵的偏离、移位,同时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诗性特征。这不是诗人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讲究隐喻,追求"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或碍于语境,迫于局势,或不便直言,所以具有某种神秘的"密码"形式。然而,此时此地"文化密码"的设置,最终又是为彼时彼地的索解、破译而存在的。

论杜诗“大于诗”的品格

古诗在艺术上要求很高,使用上却大于艺术领域,这是古诗“大于诗”的内涵。杜诗“大于诗”的(而不是“非诗的”)品格,主要表现在杜诗给诗歌带来新的文化元素,如:中国大一统的图景描绘、儒释道合流的初步勾勒,华夏精魂的代表性词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