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初年(1912～1915年)的祀典政策

祀典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1912～1915年间,伴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剧烈转型,袁世凯政府对祀典制度进行了诸多革新。这些革新既顺应了当时社会舆论的要求,又满足了当时重塑道德权威的需要,既继承了传统,又吸纳了时代精神,从而对我国的宗教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末民初(1895—1916)陕西的庙产兴学运动

清末民初时期,陕西庙产兴学运动的持续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清末,各地征用的重点是祀典以外的民间神庙;西安光复后,各地征用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庙宇,对佛教寺院的冲击尤为严重。为了应对这场灾难,陕西佛教人士组织了现代性社团,采用多种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收到了明显效果。

北洋时期的湖南社团及其影响

社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必然产物和主要推动力量。北洋时期的湖南社团特别活跃,其发展明显呈现了三次高潮。社团对湖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造就了湖南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推动了湖南社会思潮的发展。

试论《临时约法》对庙产问题的影响

庙产问题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是由庙产兴学政策引起的。《临时约法》的颁布对庙产问题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一是激发了普通民众的国民意识和平等意识;二是改变了清末以来征用庙产的标准;三是使清末以来征用庙产的行为失去了合法依据;四是赋予普通民众聚集力量的手段。这就使庙产问题迅速复杂化、表面化,促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而使庙产问题向法制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培养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初步尝试

着力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高校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教师应在不断提高自己科研创新能力的前提下,着力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主要途径是:依考研为抓手,激发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以毕业论文写作为契机,检验和锻炼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试论中国近代生活器用的演化特点

器用文化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器用文化的演化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生活器用在近代中国的演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与反映，它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历史进程。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实施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军队管理制度,它于清末新政期间引入中国,并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完善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统一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把军衔制视为收买人心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封将授衔,不仅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也对北洋军的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中日两国佛教界关系述评

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受"同文同种同教"宣传的影响,中国佛教信众对日本佛教有普遍的好感。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纵容侵略、践踏佛教宗旨的行为非常不满,并与之展开了坚决斗争,两国佛教界的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中国佛教信众对日本佛教徒的批判和斗争,既是中国佛教信众国民意识迅速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佛教"慈悲救世"理念的体现和升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佛教信徒的抗战积极性。

清末民初(1895～1916年)庙宇保护标准的变化

清末民初时期,在庙产兴学和破除迷信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征用庙宇。但与此同时,清末和民初都保护了一部分庙宇。清末只保护祀典庙宇,民初则只保护宗教庙宇。这个变化既是政治制度变化在宗教领域的直接反映,又是宗教人士不断斗争的结果。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诠释——评张华腾的《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

最近,我拜读了张华腾先生的新作《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一书,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清末民初时期（1895-1927）,又被称为北洋军阀时期,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之一。所谓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城市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

浅谈器用文化近代化的历史影响

器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化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器用的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和反映。同时,器用的近代化也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魏源的思想发展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时期，到唐宋时期到达颠峰。传统文化的蓬勃发展，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使得“夷夏之辩”、“华夏中心论”的观念深入人心。明清时期，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的汉学和宋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渐入困境，封闭保守、盲目自大、愚昧无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尽管陶澍、魏源、龚自珍等人于嘉道年间大声疾呼，倡言改革，使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社会治理中的佛教与国家(1895-1927)》

本书所说的佛教,是指汉传佛教,是由佛、法、僧、寺等要素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本书所说的佛教与国家,是指政府的佛教管理政策变化及其引发的僧人与官府的互动关系。从两汉之际到甲午战争前夕,由于推崇佛学、礼遇高僧、保护著名寺院政策的长期实施,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总体上是比较融洽的。清末新政期间,由于全国性庙产兴学运动的猛烈发展及各地僧人的保产运动的如火如荼,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近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学审视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思考与探讨,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和教界的共同热门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的演变,就是不断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动态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表现为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切合,又表现为佛教的组织形式及社会活动方式的显著变化。

民国初年上海庙产纠纷透视

1912-1915年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庙产纠纷案。这些庙产纠纷中，虽然有群体性暴力事件，但司法诉讼案件占据绝对多数。从争讼的主体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普通乡民与社团的争讼，二是僧人与官厅的争讼，三是僧人与社团的争讼。这些庙产纠纷既是经济利益的激烈争夺，又是新旧观念的严重对抗，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庙产兴学运动的持续发展是其经济原因，禁止迷信运动的迅速蔓延是其文化原因，庙产管理政策的不断变化是其政治原因，宗教社团的空前活跃是其社会原因。

清末庙产纷争中的官、绅、僧、民——1905年广州长寿寺毁学事件透视

长寿寺是清代的广东著名寺院,1905年,由于广州办学绅董强借该寺房屋创办新式学堂,引发了僧绅冲突,进而导致了民众暴力毁学。事件发生后,寺僧、学董互相控告,士绅和学董激烈攻防,省府州县高效联动,各大报纸杂志争相报道,以致高层震怒,将长寿寺拆毁,全部寺产变卖充公。长寿寺毁学事件,深刻反映了清末庙产纷争中官、绅、僧、民的复杂关系。

汉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即不断与中国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相适应的整个动态过程。汉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佛教逐渐摆脱印度佛教的印记,最终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宗教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近千年历史,留下了三大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为明清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确定了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也为今天的宗教中国化工作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启示。

中华佛教总会(1912-1915)述评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1912年2月,是由寄禅大师等高僧大德联合全国80多个寺院共同发起的,总部设在上海的静安寺,其基层组织一度发展到22个省级支会,600多个县级分会,成为民国初年最著名的现代宗教社团。1915年10月以后,在袁世凯政府的打压下,中华佛教总会逐渐停止了一切活动。中华佛教总会的成立是佛教组织转型的开始,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目前,

试析民国初年(1912-1915)的佛教保护政策

1912年3月至1915年12月的北京政府,是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的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政权。虽然它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但保护佛教的力度却很大。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北京政府就颁布了数十个保护佛教的命令、法规和批示,最终形成了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律——《管理寺院条例》。那么,北京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佛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