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问题引导的社会学思想史?

《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以社会秩序问题为主线的社会学思想史论著层出不穷。尽管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堆砌观点、人物和理论的常规社会学思想史路径,历史叙事相对连贯且意义清晰,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通过梳理既有的相关作品,加之深入剖析大泽真幸的《给每个人的社会学史讲义》,我们指出,社会秩序问题虽然无法引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学思想,但该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视角,以考察社会学在解决社会整合问题上有所变易但又相对稳定的理论思路。

影响焦虑、学科地位与空间竞争——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持久敌视

布尔迪厄在超过30年的时间中持久地敌视阿尔都塞主义,但学术界却不断发现其社会学与阿尔都塞主义的相似之处。这种矛盾除了思想本身的差别,还和以下三个原因有关:首先,布尔迪厄对源于阿尔都塞和其他评论者的影响产生焦虑感,而批判态度是其消解焦虑的方式;其次,针对阿尔都塞主义对普通人和社会学所展现的优越感,布尔迪厄从道德和政治角度提出批判;再次,由于阿尔都塞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贬低社会学,却在同一个学术空间中展开相似研究,且对布尔迪厄本人提出批评,因此,布尔迪厄从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身份认同入手,提出阿尔都塞主义者社会学素养不足等批评。

“脱嵌型”失范处境与职业抑制——基于华中某产业园区的经验观察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通过描述剧烈社会变迁中新生代流动劳工职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延续涂尔干的“社会整合—职业团体/规范—个体自由”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社会解组和规范真空状态,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与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作为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要素,制度化的职业团体和职业规范通过为个人提供稳定而坚固的组织关系和行动规范,增强不同职业类型中职业收益、职业时长等因素对职业生活的正向影响,保障职业环境中“社会性”庇护关系与制度性庇护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避免流动劳工“脱嵌”型职业失范的发生。在学理意义上,从产生社会整合“条件”的角度,对流动劳工的职业失范状态进行了解释;在政策意义上,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的思考。

从“内嵌”到“互嵌”:重构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经济与社会

以“内嵌性”为核心概念的新经济社会学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既有研究受中层理论取向的影响,普遍看重经验层面上的贡献,对一般层面上的基础性理论反思有所忽视。就理论而言,新经济社会学在理解“经济”方面存在三个问题:看待经济后果不全面;对“经济”的定义过于粗糙和狭隘;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定义有所矛盾。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社会学过分侧重现实批判,激烈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照搬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承认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主张经济领域缺乏内生秩序,最终演化为社会还原论。新经济社会学若要在下一阶段有所突破,必须和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有更多对话。具体主张包括:提出“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理论命题;在理论框架中恢复经济领域的自发秩序性;对等看待经济与社会,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液态相互渗透的互嵌状态。

如何书写社会理论史——一个四维研究框架

社会理论史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导致理论史梳理基本等同于人物或学派介绍。对此,可以从研究对象、写作范式、演变模式和解释方式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第一,社会理论史应当以特定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避免观点的堆砌;第二,社会理论史应当依据内涵而非词语本身来考察特定的概念,并注重研究概念体系的演变;第三,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呈现六种可能模式,即预支、继承、复苏、改造、遗忘和终结;第四,社会理论史研究在解释方式上应当着重协调解读与解释、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提供综合性解释。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灵感和研究手段,是社会理论史可以借鉴的学术资源。

冷战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社会学的学科史研究除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重要的人物、出版物、组织和制度,也将目光投向学术知识、学科制度、人际交往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复杂关联。本文采取后一种思路,考察冷战所带来的重视科学技术、了解其他社会、对外文化宣传与对内管控等政府行为和文化氛围,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方面对美国社会学产生的六点影响:(1)学术界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加深;(2)跨学科合作和社会学学科自身认同深化;(3)研究对象和范围受到引导与限制,超脱政治的中立化姿态盛行;(4)科学主义传统进一步强化;(5)"个体-集体"社会模型得到延续和深化;(6)现代化理论等特定理论和方法出现或被广泛应用。时至今日,这些影响有些已经在美国本土消失,有些则扩散到了全球各地的社会学实践中。

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

作为社会学史的一部分,社会学思想史以思想史或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结合文本解读对思想演变做出解释。既有的社会学思想史研究大体上均可以归类为内部主义或外部主义研究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从美国社会学家卡米克和亚历山大的争论出发,梳理两位学者在解释人物思想形成、社会理论发展和社会学变迁三方面的不同立场,在比较的基础上讨论这场争论与内外之分相关的三项议题,进而对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的含义、具体解释机制以及两者的关系展开阐述。

社会联结视角下中小学生偏差行为和受欺凌问题实证研究

目的探讨社会联结关系、偏差行为及受欺凌在中小学生群体之间的关联性,为认识和预防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问题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方法通过经验分层与非严格随机抽样方法,对随机抽取的湖北省武汉、潜江、天门市8所小学、初中学校1044名学生(留守儿童612名,非留守儿童427名,缺失值5名)进行偏差和受欺凌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偏差行为与受欺凌问题之间呈现正相关(r=0.17,P<0.01);留守儿童积极认知的平均水平(2.95)低于非留守儿童(3.07)(t=-2.31,P<0.05)。二项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受欺凌模型中,参与日常家务和偏差行为对留守儿童受欺凌问题呈正向影响(β值分别为0.55,0.27,P值均<0.05),同学关系可负向预测留守儿童受欺凌经历(β=-0.25,P<0.05);偏差行为模型中,受欺凌对留守儿童偏差行为问题呈现正向影响(β=0.58,P<0.01),亲子及师生依恋因素可以负向预测留守儿童偏差行为(β值分别为-0.34,-0.49,P值均<0.01)。结论社会联结脆弱、偏差行为及受欺凌在儿童群体中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依恋因素是影响留守儿童偏差行为和受欺凌的共同因素,参与日常家务对留守儿童受欺凌经历具有独特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化及其现代遗产——一种社会学的取径

针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态,尽管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诠释,并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提出了挑战,然而,学者们在法律儒家化的研究方面仍然没有跳出韦伯的思路;而与法律研究相伴随的治理方面,当前社会学界采取的'运动型治理'等观点也并没有抓住受传统法律影响的官僚制运作及政府治理的核心所在。从瞿同祖对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历史研究出发,进一步展开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态研究,将指出中国传统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秩序法,对法律与官僚制关系的讨论也将扩充以法理型官僚制为代表的经典韦伯思路。

产权、所有权和社会关系

过去40年,诞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争论背景下的产权社会学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围绕国家所有权、产权明晰和产权的社会后果三个主题,考察了这一领域的三个关键论点:第一,国家所有权并不必然是问题所在;第二,产权并不必然是明晰的才能发挥作用;第三,产权变革在本质上指向人,而非物品。产权社会学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有重要意涵:一方面,应当避免不符合当下发展规律的“完全国家所有制”,同时在产权变革上区分所有制变革与组织变革;另一方面,将社会关系等因素纳入产权分析,以“关系主义”改造对物的产权理解。产权社会学的进一步突破须着力解决缺乏一般性理论框架和跨学科能力较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