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精神的发展轨迹

本文是一篇驳论，关键词是“再现”与“表现”。文章的中心论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美学思想说成是纯粹的“再现”，而应该是“再现”与“表现”的并存和统一。为了论证此一见解，列举了西方美学思想史上的有关材料。

《安娜·卡列尼娜》的宗教内涵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到了晚年,产生了深沉的宗教信仰。1879年,在《忏悔录》中,他正式向世人宣布了他的思想转向与对宗教的皈依,显示了他对人生意义探求的紧迫性与强烈性,体现了他为使自己的人生具有意义而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努力。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是对他自身、对人的生死存亡、对人的境况。

漫议西方文学中“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

漫议西方文学中“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许桂亭从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将“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引进一向被认为是神圣的、高雅的、美的文学艺术领域。不论从思想内容看，还是从艺术形式看，它大都意味...

菲尔丁的小说创作与理论

亨利·菲尔丁(1707——1754)于一七三○年以剧作家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先后写了二十五部戏剧。其后由于当权者的迫害,他不得不中断自己的戏剧创作,从一七四二年起,转入了小说创作。他一生共写了四部小说:《约瑟·安德鲁传》

再现与表现的相互寓存与统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是这样描述东西方美学精神的不同的:在东方,“关于再现即写生的思想产生于近代”;“东西方关于艺术与美的概念,在历史上的确是同时向相反方向展开的”;“艺术这个概念的历史很清楚,东西方在互无交流和影响的情况下,在自律的发展中,东方从表现到再现,西方则从再现到表现,这是同时展开的一种逆现象”.

漫议西方近代文学对“荒原”的描绘

荒原的形象与意象,在西方近代文学中不断重复出现,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许多作家通过荒原的形象与意象,表达了许多不同的人生感受,产生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心理效应。这种文学现象颇为引人注目,值得思索。

歌德的创作理论

诗人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把歌德比作一株巍然卓立的大树。歌德的时代早已逝去,但他这株大树仍枝叶常青,所散发出来的香气仍迷漫于我们的四周,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在他逝世后的百余年来,他的创作与理论遗产不断地为人们重新研究、重新认识和重新估价。他的影响一直随着时间的长河向前流淌。今天,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风行一世之后,广大读者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容及形式产生了厌倦的时候,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呼声愈来愈高。在锐意求真、求实、求新的创作趋向下。

斯蒂芬·茨威格小说的风格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年)是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奥地利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没有反映社会巨大历史事件,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却表现出巨大的艺术独创性,有着深沉的艺术魅力,受到世界广大读者的赞誉。茨威格跻身于世界名作家之林,被高尔基称为“第一流的艺术家”。茨威格出身于维也纳一个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家庭。

七点起诉书

本文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当代世界中的影响》一书中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集中的论述了列夫·托尔斯泰对皇沙制度和官方教会的揭露和批判,对我们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及著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版面所限,发文时我们在文字上作了些删节。

谈歌德的晚年

歌德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从十八世纪的五十年代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这期间,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与腐朽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二者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伴随着这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也经历了一个极其矛盾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特别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歌德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显得格外深刻与突出。

巴尔札克和他的《欧也妮·葛朗台》

巴尔札克(1799—1850)是法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作品深刻而又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历史与生活风貌。恩格斯称他为“现实主义大师”,说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奥瑙利·德·巴尔札克出生于法国杜尔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里。

海涅和他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德国十九世纪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政论家。十九世纪上半期,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基本完成,但四分五裂的德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下,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海涅的创作,猛烈地抨击了反动的封建制度。

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评苏修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

苏修的一部中篇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国内已经有了批判文章。但是,从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从而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一角度上来谈谈它,仍是有很多话可说的。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彻底砸碎精神枷锁(笔谈三篇)

抓纲治校,纲就是揭批“四人帮”。现在已进入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高潮。《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为教育战线打好第三战役吹响了冲锋号角,指明了继续进军的方向。文章发表后,我院广大干部、教师、学员无比振奋,迅速形成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热潮。领导带头揭批,人人挥戈上阵,口诛笔伐,揭阴谋,批实质,查危害,肃流毒,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正迅猛展开。通过学习华主席的指示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热爱华主席,更加热爱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仇恨“四人帮”。大家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里我们选发教师和学员的三篇批判文章。

恩格斯衡量歌德的尺度

德意志的伟大诗人歌德被介绍到中国来,大约已经有九十年;恩格斯评论歌德的“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的名言,译成中文也有六十多年了。但是,迄今人们对这段名言似乎一直采取某种回避态度。但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两个尺度的内涵是什么?他为什么把它们同道德的、政治的尺度对立起来呢?对于前一个问题,人们纷纷进行探讨,而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又采取了一种变相的回避态度。这种回避,就是把恩格斯所说的“并不是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歌德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