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本文对宋代统治者重视读史、修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

《泊宅编》成书考

一方勺的《泊宅编》,因其较完整地记载了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经过,而为研究宋史者所重视。弄清它的成书过程,对于今天使用这些史料,不无助益。该书现有三卷本(记事一百十条)、十卷本(记事一百九十一条)两种本子。两者既有重复,也有差异,十卷本虽较三卷本记事多,三卷本也有十卷本所不载者。即使重出的八十四条,文字上也存在不少歧异和记事详略多寡的区别。因而,自清以来,对两种本子及其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看法。

《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五月甲申日注文辩析

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过程中,遵循的一项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①他主取官书,同时又广搜博采,对与正史、实录不合的各家闻见异词,亦兼收並蓄,两存其说。所以书中不仅有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详实,细密的记载,而且还存在着以注文形式出现的浩博、丰富的史料。这些注文与正文紧密相关,不可或缺,从而构成了该书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为史家所注目。但流传至今,《长编》书中羼入了不少后人附益的内容,其附益部分,均以“注文”形式保留于现存的《长编》之中,因此,使用《长编》时,正确区分李焘原注与后人增益的注文,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宋代坑冶政策与坑冶业的发展

宋代坑冶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远迈前代,取得较大进展,这与其政策演变中的某些进步趋向不无关系。宋王朝和它的前代统治者一样,认为山林之利无条件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因此对坑冶的基本政策是官府垄断,禁止私自采铸买卖。然而,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坑冶政策,在官府垄断的前提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评宋初君臣“取天下”之志及“一天下”之策——兼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公元九六○年建立的北宋政权,经太祖、太宗两朝的持续努力,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体现人民群众的要求,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基本上重建并保持了统一的封建国家。这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政权频频更迭,战乱不已,致使田园荒芜,白骨横野,流离载道,丁口锐减。广大南方地区,政权林文,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遗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南北各地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种残破局面,迫使各地政权为维持其自立计,不得不“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采取一些恢复生产与发展经济的措施。后周的统治者郭威、柴荣,先后把营田官庄“分赐见佃户充永业”,同时暂免和均定赋税,又“许人请射承佃”“逃户庄田”,经一定年限之后便为永业。这些招集流亡、奖励生产的措施,不仅促使后周境内大量土地得到开垦,也使以前逃亡在外的农民“襁负而归中土者,……凡数十万口。”从而使得北方的农业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南唐“跨据江、淮三十馀州”,“擅鱼盐之利,即山铸钱,物力富盛”,统治者注意奖励生产,招诱逃亡,“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民有响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农业生产恢复发展较快,出现了“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连年丰乐,兵食盈溢”的局面。

苏颂著述考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庆历进士。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地方官、馆职和执政。无祐年间,在他主持下,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同时,苏颂还是一位孜孜以求,学问渊博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