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进程因果说

对于事物的发展，应把握影响其进程与结果的四方面原因，即作用性质各别的规范性与推进性原因，作用载体互异的主客体原因，作用地位不同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原因和产生空间不同的内外部原因，以及这些原因的相互关系。规范性与推进性原因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过去的因果说未能区分这两种原因以及主客体原因，而有人则对后两类原因缺乏辩证的理解。这是在适应现实要求作出观念更新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

认识过程的创见和预见——关于流行认识论的反思

流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传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见解的。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意即认识既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又是对物质世界的创造。而流行的传述性认识论强调的只是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没有能说明认识的创造过程与作用,没有关于支配人们创造过程的创见和预见及其借以形成的辩证逻辑格的说明,关于创造过程以及指导着创造实践过程的创见和预见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未能得到介绍和阐述。我们一直努力于作为方法论传授给人们的这样一种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创造性实践是相悖的,应该给以改造。

哲学基本问题新论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只是肯定物质对意识的本原性和意识的能动性，从未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拔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包括“物质决定意识”的内容，第二方面仅指世界的可知性，并把第一方面拔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其总的倾向是否定意识的能动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精神是相违背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内容和形式

在矛盾同一性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我认为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把同一性的内容与形式相区分。矛盾的同一性有内容与形式之别,其内容就是对立面内部的“共同之处”。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错误观点时问道:“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调和呢?怎样使它们取得一致呢?能不能在它们中间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哲学的贫困》第29页)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把对立面的“共同之处”看成对立面“取得一致”、表现出“调和”的内部根据和要素,显然,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内容与实质;而对立面由于存在这种“共同之处”在相互关系中表现的“一致”与“调和”则是矛盾同一性的形式。

价值理论三题异说

本文就价值的本质、定义和价值观念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立足于跟主体需求同一的客体规定性是客体价值的本质,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确认价值是“客体与主体的同一”而真理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从而说明两者的对立与区别及其在主客体关系中的辩证统一.二是认为遵照主体需求不断变革着客体规定的劳动实践是价值创造的最普遍的源泉,从而说明注重劳动实践历史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科学性.

老子“无为”本义探源

本文用唯物史观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历史上道、儒两家“无为”论的相互关系,认为儒家“无为”说只是“援道入儒”,为儒所用而将老子“无为”儒化的结果。并引证《庄子》、《墨子》、《淮南子》及《老子》原著,证明老子“无为”原义是要求排除经世治国中的个人目的与私欲,而并非主张无所作为。“无所作为”说只是历代经学家们对“无为”范畴的曲解。

形式范畴再研究

在改革的时代,事物新形式的创造成为社会各个方面生活实践的主题.因而对事物形式问题的正确理解在认识和实践中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唯物辩证法关于形式与内容相互关系的理论,阐明了事物发展过程最基本的方面;而过程中事物结构形式有规律的变换和转化,同时又是跟参予过程的其他一些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分析和说明这些方面的联系:理清形式与事物本质的关系,形式的发生、发展与事物内外部条件的关系,社会创造物形式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等等,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具体地把握事物形式发展演变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能动反映论的“反映”观

在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中,对能动反映论提出几种批评多失之偏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能动的“反映”范畴在理解上存在着简单化倾向,未能注意到能动的反映与一般反映过程的区别,认识论的“反映”往往被等同或类同于物理学意义的反映。

结构不是量的规定论──兼谈结构的改变与创造

本文对８０年代末后一些哲学教材把事物构成因素的空间排列结构视为量的规定提出异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根据质与量的关系以及质、量与质变、量变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组成部分的空间排列结构不是量的规定而是质的规定。并进一步指出，把结构视为量，究其根源，是由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质和量的说明存在着误解。最后分析了这种误解在人们实践中会产生的不利影响，指出有予以纠正的必要。

意识范畴新说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所理解的意识，从本质上说是指使主客体能达到统一的大脑运作，它不仅包括对外部客观过程和主体内部过程的反映，而且包括根据主体内部肉体与精神过程产生的要求对反映外部过程所得结果的改造。意识的能动性，即意识对人为的外部物质过程（主体实践及其结果）的合目的的决定性，这种决定性实际上是意识所传递的特定外部过程自身运动规律对于其发展的自我规定性。它最集中地表现为科技意识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及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即深刻地表述了科技意识的这种巨大的能动性质与作用力。

诱体与主体: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本质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两个能动体: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其工作对象。对于这两者相互关系的认识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选择。长期以来,在经验领域,普遍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自我中心和主体观念。形成这个观念有三个原因:一是人们把学校教学过程的师生关系移用于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起类似于教师的“主导作用”。所谓“主导”被理解为“主体”和“导师”,“导师”的威严又使“主体”的意向得到了强化。二是人们在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启发引导作用时,总难避开孟子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而这“先知”与“后知”,“先觉”与“后觉”的关系。

《千字文》与书法

《千字文》与其他蒙学读物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原本是为学书而创制的,是初学者学习书法的一个绝好工具和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则是为识字、启蒙而编制的,《千字文》虽然后来也被视作识字启蒙的教材.

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批判

非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是对许多世纪以来的伦理学传统持剧烈反对立场的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的特殊产物。除了非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种极端,在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流派,它不大喜欢奇谈怪论和标新立异,而且也没有断绝其跟理论传统与道德经验的联系。这里所指的就是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