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5日 采访地点:华东师范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郑志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编者手记:很多人是通过<读书>杂志知道了许纪霖这个名字.他的文章流畅,又有思想性,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知识分子,从他的文章中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中国社会.上个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新生代学者,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例如心态史,这是过去史学著作中从来没有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无论是英雄,还是民众,当时他们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历史著作如果缺少对人们心路历程的描述,也就变得枯燥无味.许先生在访谈中讲到的"历史的灵魂是故事",实际也是主张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的中心地位.想一想,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学,总是给孩子们讲什么性质、意义,真是把历史打扮丑了. 本刊的中青年学者访谈已经进行了20期,现结集出版第一册.我们用书刊结合的方式,传播这些新生代学者的思想和成就,其目的之一,正如许氏所言:改变我们的历史课堂!

当前学界的回顾与展望——许纪霖、黄万盛、杜维明三人谈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经过"9@11"以后,这本来是美国文化深层反思的机缘,但这个事件影响到全世界,中国、俄罗斯、东亚、阿拉伯世界、拉美,大家都意识到需要深刻的反思.

许纪霖谈当代中国的三种社会思潮

6月10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先生在我院举办了以“当代中国的三种社会思潮”为题的学术报告会。许教授认为,90年代以来,我们面临的是如何改革?改革的模式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改革背后的理论依据在90年代出现分化,到1997年,这个分化已相当明显,下半年形成了三种大的社会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各有其理论支柱,也都有各自的阵营。

对中国模式持异议态度

在国内外学者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国模式的同时,反对的声音却似乎一样强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反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一说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的,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转型期是渐进、增量的,它正在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应该慎言乃至禁言。

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在2006-2010年间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西思想史视野中的政治正当性》,课题组成员是研究中国与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的学者。当他们从古今中西各自的专业视角研究了政治正当性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理论形态和话语方式之后,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文明模式和现代性轴线上,不同形态的政治正当性依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困境。于是遂围坐在一起,以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关于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

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唐小兵：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出版后，有些朋友认为我描述的现代中国的舆论有很强的价值偏向，比较偏向于“星期论文”那样理性的、以学院为基础的，然后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公开表达，对于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激进的舆论形式缺乏“同情的理解”。这种批评，以及当下公共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我重新思考胡适、傅斯年代表的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舆论形式在当下中国遭逢的困境，

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

我还是第一次听我们历史系三位70后的代表集中讲授，他们都从各自角度来阐述了自己对国家的理解，非常精彩。我们这代学者如今已经成为“老同志”了，前几天另外一个会上一个年轻学者说：“老同志想的问题就是比较大。”这话的意思有赞有弹。我们这代学者就像五四一代一样，是开风气的一代，“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是我们开的，但学问的细部还是年轻一代做得好。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本文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历史演变研究入手 ,以上海为例 ,分析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 ,其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 ,并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 。

近代中国变迁中的社会群体

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在前现代化中国,就分化的独立性而言,主要存在着三大社会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与农民阶层。中央王权借助官僚阶层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士绅阶层在底层维持地方的治安与教化,而农民阶层向帝国交赋纳税。中国各阶层之间具有开放的性质。

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

现代的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关于这一问题,是目前国外知识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也曾经有过两条相应的思想脉络。继承晚清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路径,在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张佛泉代表了具有共和主义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张君劢体现了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虽然都重视民族的复兴,但对如何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认同是什么以及何为公共文化等基本问题,具有深刻的分歧。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分歧,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紧张和张力。

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

在近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作为历史性的思维框架依然左右着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是在西潮的冲击下,二者在近代的氛围中产生了历史的变异,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而在极端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又提供了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生长的历史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叉镶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

族群、民族和国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不自觉地将它们混淆,遂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何时形成的种种争议。汉民族只是多元一体的国族中"多元"中的一元,绝非中华民族"一体"本身。无论从概念的严谨性、还是历史的真实性而言,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皆不可能出现于近代之前,作为民族的汉民族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历史关联,又要尊重中华民族这一国族中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尊严。

数字时代的知识分子

这些年来,数字媒介的迅速发展,各种人工智能技术的纷纷面世,给当下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了急剧变化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相对而言,学界关注得较少的一个问题,是数字技术对知识分子——包括其身份、角色,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等等——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专题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不足。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按照社会学家鲍曼的提法,他们曾经是一个社会的“立法者”(现代时期)与“阐释者”(后现代时期)。那么,在今天这个数字媒介时代,他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否还在进行着立法或阐释的实践?三位作者的文章分别对此做出了回应。许纪霖在《新媒体的迭代更替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提出并尝试回答如下追问:身处ChatGPT元年,面对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用人工智能,还需要知识分子吗?在《弥散:数字日常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文中,王峰用“弥散”这个词做出了相似的诊断:知识分子经由其自己发明的数字媒介反而被“边缘化”,影响力受到极大削弱。王峰建议不去把“弥散”视作知识分子的堕落,而是“重寻数字日常下行动策略”的契机。在《从公共知识分子到“网红知识分子”》一文中,吴冠军与刘铭康在认可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弥散/被边缘化”的同时,尝试对他们或许可以扮演的“加湿器”角色进行了描述。尽管三篇文章的作者提出的建议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从不同面向上梳理了知识分子在数字媒介语境下身份认同与知识实践方式的变化,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示。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对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观点作了历史的评述。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中华文明帝国的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即存在着是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在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没有结合的可能。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

国家/国民、国家/民族:国家认同的两个面向

nation这个西语中的概念,翻译为中文,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国家、国民和民族三种不同的译法,反映了这个概念背后的复杂意涵。国家、民族和国民,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都是近代的产物,它们是同时诞生的,具有某种三位一体的性质,同时又充满了内在的冲突与紧张。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梁启超、张君劢和张佛泉的思想最能代表国家与国民、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紧张性,他们致力于将国家认同与公民权利、政治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整合起来的理论上的努力,是至今值得反思的思想遗产。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从梁启超到张君劢 ,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 ,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所致力的 ,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 ,无论是梁启超 ,还是张君劢 ,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 ,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也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 ,梁启超、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 ,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从他们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 ,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论战:《新青年》与林琴南、陈独秀与杜亚泉、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的辩论。前者被认为是"新派",而后者,则是"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知识上的新旧,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杜亚泉、张东荪对西方新思潮的认知,不在其对手陈独秀、傅斯年之下,只是他们不赞成全盘推倒传统。经过这三场论战,《新青年》在口岸城市中大获全胜,因为城市青年需要一个激进的文化变革方案与可供行动的简便态度,但在边缘城市的"小镇青年"那里,他们不在乎新旧两派的态度差异,更注重从两派那里吸取"新知",对传统也保留了一份中庸的温情。

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

中国正处于从咨询政治走向商议性民主的政治转型期,北大的教师制度改革因为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联网的广泛运用,成为一个在公共讨论中发生、发展的事件。虽然具有偶发性特征,但北大改革提供了一个商议性民主参与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