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读者回归作者:“凌云”说的文学史意义

自司马相如献《大人赋》,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凌云”已成历史上人生际遇与文章才气的代词。考察相如献赋本事,兼括武帝耽方士之术与相如居官清冷的不遇情怀,而后世以“凌云气”或“凌云笔”拟写人生与文才,形成了该说由读者到作者、由仙气到文气的变迁。回归历史,从制度来看,相如赋之所以能惊动汉主,既与武帝好赋有关,也与当时的献赋制关联;从文人情怀来看,其中“奴颜”与“风骨”隐含着历代士大夫的无限甘苦。回归赋体,以相如赋为代表的“凌云气”与以徐寅赋为代表的“锦绣堆”,又呈现出汉大赋与唐律赋创作的不同审美,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学史的佳话。

论赋与书的同体批评

辞赋与书法的关联,突出体现于书体语象(书法赋)与赋体书像(赋书法),而从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着异类而同体的功用。概括地说,赋用与书用,构成征实原则;赋法与书法,成就技术特征;赋象与书像,呈示形似艺术;赋势与书势,表现气运风骨。这种基于体性的批评,将辞赋与书法这两种不同体类的艺术联结起来,具有我国古代文艺史写作的典范意义。

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古文辞类纂》与桐城派文学史观

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堪称后姚门时代的教学秘籍,其中内含了姚氏从四库馆“南归”后书院授徒以立派的心志,以及传承桐城“文统”而发扬光大的作用。姚编与一般的古文选本不同,具有广义的古文辞意义,而所选文章又有所偏重,颇见特色,其中最典型的是大量选录唐宋八家文、归有光文与桐城方(苞)、刘(大櫆)作品。姚氏在其《序目》中提出的“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八字箴言,是继承刘大櫆“因声求气”批评观而加以变化,融织了古文与骈文、散文与诗歌的文学境界。该编成书并被奉为经典后,又有着大量的圈点与评语,这也呈示了桐城派文学观的传承与变奏。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虽有论及,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其中文学史的意义,更有待发之蕴。"赋代类书"的说法,从狭义的赋学观来看,是一种误解,如果就广义的文学观而言,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汉赋作家的比类意识落实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于对物态的描绘,和赋体自身的修辞法则,这不仅使汉赋的"文类"特征影响到后世"类书"的编纂,而且具有中国文学从"文言"到"文类"的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一点又与汉人的"知类"精神与思维方式切切相关。

明代的选学与赋论

明代选学兴盛,其选赋之作则有"广、续《文选》"系、"赋集"系与"文总集"系三大类,汇总前人,推崇赋体,充分表现出因辨体而复古的倾向。明人选赋,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由尊"《选》"与辨"选"到辨"体"而宗"汉",多数赋选均以汉赋为鹄的,构建赋学历史观,并树立起辞赋创作之经典。而明人复兴"选学"以及选赋之风的炽盛,是伴随明中叶弘治、嘉靖以后文学复古思潮而来,其对汉赋特别是司马相如赋的推崇、评点汉赋功用与气象所包含的当世精神、以及对赋体脱离科举文战而表现的艺术鉴赏,均体现了当代文人化复古于赋论思想的提升。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

清代书院课赋制度的形成,与书院山长、地方学政多翰林出身有关。因为翰林院有馆试诗赋制度,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赋有着逻辑的联系。书院的文学活动之于辞赋,又在辞赋创作与赋集编纂两端,其中课艺赋的创作与编纂,尤为突出。考察书院赋的创作特征,一在题材的扩大,其中包括经义、咏史、景物、记事、拟古、唐诗诸题的创制;二在特有的艺术形式,如同题、摹拟、和韵、评点等。而从赋史看清代书院赋艺术,其对词章之学的促进、清代学术的含容、律赋鉴赏体系的构建以及清赋由宗唐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文选》“赋篇”批评三题

作为今存第一部文学总集,萧统《文选》"赋篇"的辑录,既是萧梁时代赋学批评的标志之一,也对后世的辞赋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众多赞许与质疑声中,本文选择其中的"首赋""首京都"与别"骚"一体三题为研讨视点,从赋学史的意义探究其批评内涵,发掘其内在意蕴。概言之,萧选"首赋"对赋体文学的推尊,奠定了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史观的形成,其"首京都"对大汉文章气象与礼德的追慕,是以"时义"见"文功"的盛世书写,而"别骚一体"区分正宗与别派文学的同时,也因其文"情"的彰显,为赋学史之"祖骚宗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创作精神。

论“盛览问作赋”的文学史意义

有关《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的史实,前贤仅从文献的真实性有所考辨,而对这则文献所包含的赋论价值及文学地位,则罕有论述。其实,这则有关相如与盛览论赋的言谈,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西京杂记》编纂的晋代,都是历史上首次纯文学的问对,这又可从文人与文学、文学的广义与狭义、汉晋赋论的变迁三方面加以论证。而"相如曰"中的"赋迹"与"赋心"说,作为赋体创作论的最初示范,在宋、明以后赋学史上得到极度的张扬,不仅使之变为成就司马相如"赋圣"说的一则重要的理论材料,而且在此不断构建"赋圣"的历史进程中,也成就了这则文献本身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

“赤壁”赋图的文本书写及其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