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乐府版图

汉代礼乐建设主要以乐府为核心。汉代宗庙多元化,高帝、武帝先后立黑帝、尊泰一,建立了具有“汉家制度”特点的礼仪体制,打破了周秦以来的宗庙及祀帝制度。汉代宗庙郊祀乐,既承周秦礼仪,也吸纳了以楚声为主的方俗新声。武帝扩建乐府,通过吸纳改制先王旧乐、追颂祖宗事迹、采择诸王乐、改制方俗乐等方式,推动了汉代乐府文艺的发展和繁荣。随着“汉乐四品”的建立,汉代礼仪音乐品类、制度规范、礼仪结构得以完善。在传统的《诗经》体、《楚辞》体之外,汉文人创建了乐府三言体、四言体、杂言体,这对乐府文体的独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继宗周礼乐之后,汉代推动乐府礼仪体制建设,发展乐府文艺,开创乐府文体,构建起以乐府为核心的礼乐版图,由此开启了中古时期的乐府礼乐文明。

魏晋南北朝清商乐署考论

清商乐署是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乐府制度史上最重要的音乐专署机构之一。曹魏始建清商乐署,置清商令、丞。西晋泰始间清商、太乐、总章、鼓吹乐四署并立,职官体制渐趋完备;东晋以后清商乐职官,或置或罢,出现了太乐、鼓吹兼掌清商乐事的局面。南朝刘宋重视后宫清商职官制度建设,反映了清商女伎在这一期的发展与繁荣,尤其至梁代武帝精通音律,锐意改制,清商官署职官建制完备。自晋室南迁后,江南吴声、荆楚西声等江南声伎涌入南朝宫廷,成为乐府文艺繁荣的主要力量。北魏虽有清商乐类,却不见清商官职。北齐朝野胡风盛行,虽然建立清商部类制度,却难掩清商乐类衰微的趋势。西魏、北周之际宇文泰依《周礼》定官职,既建北周,改立乐部,清商乐盖为大司乐以及乐部职官兼掌。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商乐署及清商乐官的设立、建置、功能、规模及其在历代的沿革与变迁,对梳理清商乐类在这一时期的承继、传播、流变与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元史·礼乐志》的几个文献问题

关于《元史·礼乐志》,有这样几个文献上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学界通常认为《元史·礼乐志》是据《经世大典·礼典》编成,这大致不误。但是在《礼乐志》小字注中,《太常集礼》所引卷牍、别本、周驭所藏《仪注》、孔思逮《大元乐书》等文献代表了一批更早的关于元代礼乐活动的史源记录。而在明代初期仍然存世的元代艺文典籍中的"乐类"、"仪注类"、"礼乐书"之书,也有可能被明史臣所采用。可以说,上述三类文献共同构成了《礼乐志》的史料来源。第二,关于《礼乐志》的撰者,基本可以断定是由陶凯主修,最终由宋濂裁定而定。第三,与《元史·礼乐志》比较,《新元史·乐志》作为后出的史籍,不仅在内容上补充了《礼乐志》缺失的礼乐史料,也校定了许多史文错误,这对研究元代礼乐史实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魏晋南北朝鼓吹乐署考论

魏晋南北朝是乐府鼓吹乐发展的重要时期,鼓吹乐署也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乐府官署。曹魏承两汉而下,黄门官令丞是掌管鼓吹乐的主要职官。西晋设立专门的鼓吹署令、丞,其礼仪制度建设的加强,促进了鼓吹卤簿礼仪的发展。因为战争频发,东晋礼乐不具,鼓吹、太乐二乐署,或省或并,出现二者兼掌并管的局面。而鼓吹乐一时成为乐之总名,成为用于各种礼仪的乐类。刘宋建立鼓吹监,对鼓吹服饰、绶印、规模有了明确的规定,其给赐制度反映出鼓吹礼仪颇为当时所重。北齐鼓吹制度多依刘宋。梁代置鼓吹监令、丞,并设鼓吹十二案,反映了鼓吹仪制在梁代的变革。陈代明确记录了鼓吹乐部的人数、服饰以及乐器的使用,足徵鼓吹乐部制度已初步形成。北魏兼并南北各族,集四方歌舞之大成,但是其乐事简置,鼓吹曾一时由太乐兼领。北齐太乐、鼓吹并立,从八品,为太常属官,并有尚书都兵兼掌。北周获得梁代之乐,其鼓吹制度多依梁代,三朝设鼓吹十二案。

2011年古典文学学科研究综述

相比2010年度，2011年古代文学界的学术活动和会议略为减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成果也不多，整体上显示出学术走向专门、深入和精密化的趋向，与当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吻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于2010年年底完成了《清代诗文集汇编》800册，共收录清人诗文集4058种，是中国迄今第一部以影印方式出版的卷帙最为浩繁的断代诗文总集。

汉代黄门乐署考

汉代的黄门鼓吹乐又称散乐、杂乐等,它与汉代所谓"官乐"相区别.王运熙先生称掌管黄门乐的音乐机关为"黄门乐署",我们遂沿用此称.关于西汉的黄门鼓吹乐署,过去的研究者基本没有涉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东汉承华令承继了西汉乐府的掌乐的职能,典掌包括黄门鼓吹乐在内的所有俗乐.

两汉掖庭女乐考论

本文通过考察两汉掖庭制度建设之始末,尝试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汉代掖庭女乐的性质、功能、音乐品类,探讨其发展并得以繁盛的历史原因,阐述它对中下层贵族蓄伎之风产生的影响,揭示它在乐府音乐和乐府文学的发展、繁荣、传播中的历史意义。

鼓吹十二案考释

鼓吹十二案,又称"鼓吹熊罴十二案",始设立于南朝梁代,盛于隋唐及北宋,亡于金元。它是梁武帝时期乐悬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鼓吹乐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设立是鼓吹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南朝梁、北周以迄唐宋宫廷音乐中重要的音乐品类之一。本文主要考察鼓吹十二案的设立、建置及其在历代的沿革,阐述此乐的性质、礼仪功能,并揭示其对宋元舞台艺术产生的借鉴意义。

乐府四厢制度及其乐歌考

四厢乐歌是中古时期最重要的一类燕飨仪式乐歌,主要用于元正朝会、宗亲燕飨、帝王临轩、大射取士、太子加冠等礼仪,包括元会燕飨乐歌、宗亲会歌、中宫燕飨歌、大射乐歌、燕飨雅舞乐歌等类型。四厢乐悬是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宫悬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四厢乐悬的律学关系也大致反映了各代律制的沿革变化。关于四厢乐的命名、礼仪规范、乐悬建置以及乐歌的辞体形式,学界少有关注。考察四厢制度的礼仪背景及其制度渊源,追溯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厢制度的建设过程,对各代四厢乐歌进行详细的统计和分析,揭示四厢制度及四厢乐歌发展的历史,对研究中古乐府燕飨礼仪乐歌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乐府总章考论

总章是一种建筑形式的总名,两周时期成为明堂西堂的专称。东汉以后,总章演变为乐府乐官及乐署的名称。总章由建筑形式的总名到明堂西堂的专称,再到乐署名称及音乐职官之名的转换中,蕴含了较丰富的文化内容。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详细考察汉魏晋六朝乐府机关中总章乐署的设立、职官的建置,揭示这一音乐职官制度产生的原因、背景及相关职能。

周代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

两周时期建立了较完善的助祭制度,在君统及宗统祭祀体系中,君王、诸王、宗子承担主祭者的角色,其他与祭人员由助祭者和执事者组成。本文主要分析了君统祭祀体系中,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服饰、贡职及行礼位次等礼仪规定,初步探讨了乡射礼前所行乡饮酒礼、大射前所行燕礼以及大射择士助祭礼仪用乐中的《诗经》作品。重点考察了《诗经》中的助祭乐歌,以及此类乐歌所表现的助祭内容,认为两周时期的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同时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

略论手抄本时代的文本生成与诗歌创作——兼谈《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的几个问题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中古时代的诗歌作品主要通过手抄文本进行记录,这使得此时期的部分汉魏古诗和许多乐府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文献记录呈现出多种文本面貌。《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在手抄本的立场上,对中古诗歌的文本生成和诗歌创作进行解读,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古诗歌的文本面貌以及创作特点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书中也流露出过度夸大抄本时代文本差异的研究倾向,其分析中古诗歌创作的理论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昭、宣至新莽时期乐府述论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历史事实,分析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新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重点考察各朝郊祀、宗庙礼仪制度及乐府职官制度建设,尝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昭、宣至新莽时代乐府发展的分期作出划分,揭示这一时期乐府兴衰的历史。

“杨义先生《论语还原》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5年5月22日，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等在北京联合主办“杨义先生《论语还原》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来自澳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复旦学报》等高校、出版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的几支乐事简及其他

马王堆三号墓随葬“遣册”涉及的乐事简文,记录了较为丰富的乐器、乐人及演奏情况,尝试对“遣册”中几支乐器简文的排序问题提出新的认识。简文中相关的军用乐器具有很强的等级含义,尤其“建鼓”“大鼓”并题,且同出“遣册”简文,辨析二者名义关系,并尝试对西壁帛画“建鼓图”的建鼓进行复原,以确定其晋鼓的性质,这对认识墓主的军事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论北魏盛乐——平城之际的女乐

北魏盛乐至平城初期,从始祖拓跋力微初识礼乐,桓、穆二帝初建乐悬,至道武帝礼乐改制,初步建立起系统性的礼仪制度,陆续融入了中原礼乐文明的基因。以早期代歌、女祭歌舞、《真人代歌》为代表的宫廷女乐,承担了祭祀、燕飨等礼仪功能。道武刘皇后是推动《真人代歌》一百五十章成编的关键人物;邓渊踵事修辞,分章定曲。此时期出土的音乐图物,反映了女乐的基本构架:稳定的乐队组织、器乐组合和表演方式,这对研究北魏早期乐史具有积极意义。而中山宫廷乐人、金石器物的迁入,对平城时期礼乐建设和女乐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论曹魏两晋时期的宫廷女乐

曹魏以迄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宫廷女乐,在朝廷举行礼仪朝会、宴饮歌舞娱乐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这时期的宫廷女乐主要由掖庭、清商、总章等机构掌管。曹魏时期清商音乐蓬勃发展,两晋时期以江南吴声为代表的乐府新声不断涌入宫廷,丰富了乐府文艺的艺术品类,也壮大了女乐表演的队伍。十六国时期,在北方诸国长期征战中,对晋室以及诸国礼乐重器、工人伎乐的争夺,也刺激了诸国宫廷女乐的建设和发展。探讨曹魏两晋十六国时期宫廷女乐的管理、功能和来源,以及此时期贵族阶层的蓄伎之风,对揭示魏晋时期的乐府文学创作、发展及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学术研讨会述要

杨义先生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经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广泛兴趣。2006年5月19日，三联书店李昕副总编辑召集主持了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有：中共中央党校杨庆存教授，清华大学刘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吴相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研究员、汤晓青研究员、杨镰研究员、黎湘萍研究员、郑永晓研究员和王达敏、陈才智、施爱东、许继起、安文军等博士，以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媒体记者共三十多人。

纪念力扬同志百年诞辰暨《力扬集》出版座谈会举行

2009年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力扬同志百年诞辰暨《力扬集》出版座谈会，在文学研究所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党委书记钟代胜、副所长党圣元和刘跃进，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研究员吴子敏、刘扬忠、蒋寅，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都，

2015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2015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文赋、《文选》、乐府、诗学理论、应用文体以及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等方面。在诗文创作方面,汪春泓《论山水诗与陈郡谢氏之关系——兼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①,结合谢灵运身世,探讨其独特的山林意趣之形成。从晋宋时期佛学超越玄学的背景,深入分析此种思潮对于谢氏山水诗写作的影响,可知谢氏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转换的标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