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主导到参与式发展: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和制度创新实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扮演了积极能动者和行动主体的角色,起到了动员、组织、引导、规划和推动的重要作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社区建设推进机制与方式对于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社区空间合理聚集和配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未来农村社区建设之路应走参与式社区发展战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农民在家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理性与农民理性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政府组织与社会协作——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从历史与现状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均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突破困境,我国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新型地方公共经济模式。

规划性变迁:理解中国乡村变革生发机制的一种阐释——从农村社区建设事件切入

与传统内发和自然生长的社区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一种计划性或规划性社区,体现了国家由外向内进行整合和理性建构的特点。在乡村社区分化及认同流失的条件下,政府在规划性变迁中的主动性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不过,政府主导的规划性变迁方式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新一轮农村社区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重新认识与定位,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式和机制。

末端治理:包容性发展视阈下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村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末端,是基层及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改革以来,乡村步入大分化、大流动、大重组的历史性转型,农村基层治理呈现封闭化、空心化、断裂化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为破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困局,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和思路,着力夯实基层组织和民生建设,从源头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短板"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当前乡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内在要求,从组织体系、技术支撑、政社合作、体制机制方面推进协同创新,走出一条开放融合、权利均等、制度保障、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及包容性发展格局。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政治逻辑与路径选择

对于植根于农耕传统并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中国而言,实现乡村地区的改造及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重大的现实课题。建国以来正是通过党组织嵌入的方式实现乡村的动员整合以及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上传下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标志乡村整合演进至“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发展阶段。为将党组织的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效能,需要在治理理念、技术策略、人才支撑、资源保障、制度供给等方面进行系统创新。

当前农村社区的实验模式及组织定位--对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从湖北试点经验出发,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尝试回答和解读"什么是农村社区、怎样建设农村社区",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是国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以及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步骤,它标志着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新一轮重大变革的开始,其最终目标在于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

社区重建中的基层治理转型——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平台,把乡镇基层和市直部门人员派驻社区,统一服务机构和标识,实现服务下移和重心下沉,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全程代理"服务。在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上,奉行互助、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通过社区建设运动,促进了政府职能从管治到服务的转变,城乡公共服务的对接和一体化也将催生和引发政府行为方式的革命及基层治理的转型。

选举后的村务管理:从“村官主政”到民众参与式治理——湖北永安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个案村一起上访事件的追溯分析,总结了当前农村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实践中的经验、创新与做法,同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方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型体制,在制约社群协同办“事”的积极性和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治理成本。在当前,应借鉴国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管治到“善治”的转变。

湖北“村官”直选:经验与问题

日前．笔者作为省级观察员参与了湖北省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观察，发现各地在“村官”直选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些新理念、新思维、新做法。同时．在农业税免除、零农赋开启的“后农业税时代”．随着人口流动、城镇化的加快与村组合并、“二轮延包”的推行．基层民主直选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

社区工作者职业化管理改革路径与政策启示

社区工作者职业化改革是社区治理又一次重要制度变革,有利于提升社区治理专业化与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激活居民自治活力,推进政社合作共治进程。文章从镇江市京口区社工职业体系建设试点"管中窥豹",考察社区工作者职业化管理的改革路径与主要做法,梳理职业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与内在逻辑,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构建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湖北省乡镇事业单位改革调查与研究

本文通过对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调查和分析,探讨我国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认为传统的农村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是对乡村社会事务实行部门化、计划化和集权化管理的产物,不适应日益增长的农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及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以农民需求导向,政府主导、多元供给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建构认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社区意识的生长

建构认同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题中应有之义。近代以来,现代性外力的形塑不仅加速了乡村的衰败,而且导致乡村社区认同日趋式微。重建乡村社区认同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价值旨归,必须整合社区资源,完善社区功能,增强社区的吸引力和归属感;再造社区公共空间和符号资本,强化人们对社区的文化和心理认同;发挥社区成员主人翁意识,大力开展社区参与和志愿服务活动,发扬光大社区公共精神。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基层“三整合”改革的审视与优化

江苏基层“三整合”改革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审批服务和公共服务、组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统筹基层网格、建立综合指挥平台等展开,存在治理理念落后、部门权责边界模糊、沟通协商机制不健全、综合指挥平台效益低、人才管理制度失衡等问题,可以采取培育整体性治理思维、明确权责边界、构建扁平化组织结构、破除部门间藩篱、完善人事管理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

构建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湖北省乡镇事业单位改革调查与研究

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初始的改革目标,事业单位转制基本完成,新的服务体系正在形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探索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新路径

为了解我省基层社会管理现状,探索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路径,今年1至3月课题组深入到宜昌、襄阳、孝感三市的6个县(区)、12个乡镇(街道)、48个行政村(社区)进行调研,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在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报告。一、湖北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成效明显,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