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抑制及激素治疗巨细胞性心肌炎一例

巨细胞性心肌炎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其临床特点是发病后快速进展的心力衰竭,短期内可发展成难治性心力衰竭乃至心原性休克,需要紧急机械循环支持和心脏移植。本例34岁女性患者,上呼吸道感染后出现进行性左心室收缩功能显著降低,通过心内膜心肌活检确诊为巨细胞性心肌炎,给予免疫抑制联合激素治疗半年后,左心室收缩功能明显改善。对于感染后出现不确定的新发心肌病变伴心力衰竭,尤其是心力衰竭呈进行性加重时,应高度警惕巨细胞性心肌炎的可能性,快速及时的诊断对治疗和预后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

入院时高血糖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住院期间心血管事件的影响

目的:通过对单中心大样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住院期间结果的分析,探讨患者入院时高血糖对住院期间心血管事件的影响。方法:连续入选自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724例PCI患者,排除入院24小时内未测空腹血糖患者228例,排除稳定性心绞痛和无症状心肌缺血患者4210例,最终纳入ACS患者共6286例。根据患者入院血糖水平分为正常血糖组(空腹血糖<7.0 mmol/L,n=4872)和高血糖组(空腹血糖≥7.0 mmol/L,n=1414)。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高血糖对住院期间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的影响。结果:(1)基线资料比较:正常血糖组有15.8%患有糖尿病,空腹血糖水平为(5.33±0.70)mmol/L,糖化血红蛋白水平(6.17±0.72)%;高血糖组有73.8%患有糖尿病,空腹血糖水平为(9.47±2.57)mmol/L,糖化血红蛋白水平(8.12±1.57)%。冠心病危险因素及既往病史方面:与正常血糖组相比,高血糖组患有高血压的比例(67.4%vs.62.5%,P<0.001)、高脂血症的比例(70.2%vs.64.4%,P<0.001)、既往有PCI史的比例(30.6%vs.19.3%,P<0.001)均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比较:三支病变的比例高血糖组高于正常血糖组(46.7%vs.38.2%,P<0.001)。入院病情比较:急性心肌梗死的比例高血糖组高于正常血糖组(39.7%vs.27.0%,P<0.001)。(2)住院期间MACCE发生率比较:与正常血糖组相比,高血糖组的住院期间全因死亡率和心原性死亡率均较高(0.5%vs.0.1%,P=0.007;0.4%vs.0.1%,P=0.021),高血糖组的MACCE发生率高于正常血糖组(2.1%vs.1.4%,P=0.04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高血糖是住院期间全因死亡和心原性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OR=4.176,95%CI:1.062~16.426,P=0.041;OR=5.068,95%CI:1.176~21.834,P=0.029)。结论:入院时高血糖的ACS患者的住院期间全因死亡率、心原性死亡率、MACCE发生率增高。高血糖是住院期间全因死亡和心原性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动脉穿刺路径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应用现状及对预后的影响:单中心10557例患者经验

目的:通过对单中心大样本经皮冠状动脉(冠脉)介入治疗(PCI)患者2年随访结果的分析,探讨经股动脉路径患者的临床特点,比较股动脉路径、桡动脉路径的安全性和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在2013年阜外医院10 557例经股动脉路径和桡动脉路径穿刺的PCI患者中,比较桡动脉路径组(n=9 745)和股动脉路径组(n=812)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不同动脉路径对预后的影响。结果:经桡动脉路径患者9 745例(90.9%);经股动脉路径患者812例(7.6%),股动脉路径组患者中,高龄、女性、糖尿病、陈旧性心肌梗死、PCI史、冠脉旁路移植术(CABG)史患者比例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股动脉路径组患者冠脉左主干病变、左主干或三支病变更多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年龄、陈旧性心肌梗死、PCI史、CABG史,左主干病变均是选择股动脉路径的预测因素。倾向性评分匹配后,股动脉路径组住院期间死亡率较桡动脉路径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年随访Kaplan-Meier生存分析所有终点事件均没有显著性差异。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股动脉路径是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分级2型以上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HR=2.210,P=0.013),不是主要心脏终点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女性,高龄,陈旧性心肌梗死,PCI史,CABG史,左主干病变均是股动脉路径的预测因素;(2)经股动脉路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较桡动脉路径患者高;(3)股动脉路径是BARC分级2型以上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对PCI治疗患者的长期预后无明显影响。

陈式蛋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基因,民间艺人则是这种血脉和基因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离不开广大艺人。陈式蛋雕艺术传承与开发在现实中存在后继无人,不能批量生产等一些问题,希望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寻求与高校的结盟,以继续传承下去。

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民俗研究对象变迁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它由原来静态的、平面的市民研究转向“农民—居民—市民”的动态研究,也就是对市民化的全方位考察。其研究对象的变迁具有深厚的现实根基和理论基础。

论皎然诗学理论对中唐诗人创作之影响

皎然《诗式》重视诗中思理,苦思为诗,以作用为尚,可视为中国诗歌转型的理论标志。其在诗学理论史上的影响深远,但最直接的自然是影响了中唐诗人的诗歌创作:皎然与吴中诗派诸人交往甚密,且有诗往来酬答,其理论主张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其后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也深受其影响。

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现代唐诗学范式:“诗史互证”辨正

"诗史互证"作为唐诗学研究范式,通常认为确立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但它的观念性的雏形在明代就已经出现,王守仁倡言"五经皆史"。其作为唐诗学操作方法的出现则更是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容斋随笔》有大量的例证。它作为现代诗学范式确立之后,遭到直接质疑甚至批评。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本世纪以来《二十四诗品》与道家关系研究述评

《二十四诗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21世纪初的相关探讨,有进一步扩大深入的趋势。总体说来,近十五年来的研究,主要从《二十四诗品》语言、范畴的道家渊源,思维方式的道家特点,《二十四诗品》思想、命题的道家内核,以及道家思想对司空图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展开。回顾并总结这些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反思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利于未来诗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皎然《诗式》研究述评及未来构想

皎然《诗式》是唐代十分重要的诗学著作,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其缺乏系统研究。20世纪发表了近40篇研究文章,其中涉及皎然生平考释、《诗式》版本流变以及《诗式》的意境、风格论、诗史观等问题,还有诸多问题未曾涉及,譬如《诗式》在中国诗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诗学史上的地位等都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并提出未来研究构想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论唐五代唐诗学与诗歌创作的离合

唐诗学的发展与唐诗创作关系极为密切,但两者并不总是同步。我们视唐五代为唐诗学的萌生期。唐前期的唐诗学与唐诗创作是同步的,即唐诗创作繁荣的同时,唐诗学也由萌生而不断开拓,终于走向自立。唐后期则出现反差,唐诗学全面开拓,唐诗创作则题材转变、萎缩,风格内敛,追求细美幽约,二者大体上呈背离走向。

近三十年来皎然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僧皎然对于文学和诗学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其《诗式》更是一部对后代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诗学著作。近三十年来,学界主要从考证学、诗学以及茶学三个方面来研究皎然及其《诗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踵武前贤,张皇新见——李建国《隋代文学研究》读后

建国兄的大作《隋代文学研究》是我盼望已久的，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到大作，迫不及待地阅过一通，颇感新见迭出，所获良多。

汉宋之学结合的结晶——评王辉斌《王维新考论》

王维是我一向很关注的一位诗人,但遗憾的是,我却一直没有对其人其诗做过任何方面的研究,所以,关于王维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粗浅的常识层面,不会比一般的唐诗爱好者强多少。尽管如此,我对王维的研究还是有过很多次冲动的。

冠心病三支病变不良预后患者临床特点与治疗策略分析

目的探讨冠心病三支病变(three-vessel disease,TVD)预后不良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和单纯药物治疗等3种治疗方式对远期预后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治疗策略提供参考。方法连续入组2004年4月至2011年2月在阜外医院入院的TVD患者8 943例。对所收集的TVD患者大样本随访得到的1年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MACCE)组和非MACCE组进行临床因素和治疗策略对比分析。结果与非MACCE组相比,MACCE组年龄更大、心肾功能更差、合并症包括糖尿病、卒中等更多,冠脉病变更复杂。校正多因素后,血肌酐水平、出院带药阿司匹林独立影响MACCE。MACCE组和非MACCE组患者治疗策略存在明显差异(P<0.01)。MACCE组血运重建显著少于非MACCE组(64.9%vs.76.2%,P<0.01),其中PCI组间无差异(46.1%vs.46.2%,P=0.533);差异来自MACCE组CABG显著少于非MACCE组(18.8%vs.30.0%,P<0.01),而单纯药物治疗显著多于非MACCE组(35.1%vs.23.8%,P<0.01)。结论肾功能和服用阿司匹林是TVD患者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非MACCE组患者血运重建要显著多于MACCE组患者。血运重建可能是改善TVD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双环铂对人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增殖影响的初步体外实验研究

目的:通过体外实验,研究双环铂对人主动脉平滑肌细胞(HASMC)和人主动脉内皮细胞(HAEC)增殖的影响,探讨其成为支架携带药物的可能性。方法:3-(4,5-二甲基噻唑-2-基)-5-(3-羧甲氧基胺)-2-(4-苯磺基)-2氢-四唑盐(MTS)法评价双环铂对HASMC和HAEC增殖的影响。探索不同浓度和不同作用时间条件下双环铂对HASMC和HAEC增殖抑制率的影响;双环铂对HASMC和HAEC半数抑制浓度的差异;以西罗莫斯作为阳性对照组,探索双环铂对HASMC和HAEC抗增殖作用的最低有效浓度。结果:双环铂对HASMC和HAEC的增殖抑制作用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双环铂对HASMC和HAEC的半数增殖抑制浓度分别为3.47μg/ml和72.44μg/ml。双环铂浓度为10 ng/ml～10μg/ml时,对HASMC有显著抑制作用(P<0.05)。双环铂浓度为10μg/ml时,对HAEC有显著抑制作用(P<0.01)。阳性对照药物西罗莫斯在纳克(ng)水平对HASMC和HAEC的增殖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结论:双环铂对HASMC和HAEC的增殖抑制作用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双环铂对HAEC的最低抑制浓度比对HASMC的最低抑制浓度高1000倍。尽管双环铂对细胞增殖的作用弱于西罗莫斯,但是其明显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而较少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生的特性,使其有可能成为药物洗脱支架所携带的药物。

钙离子拮抗剂对冠心病行经冠状动脉介入术后联合氯吡格雷治疗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钙离子拮抗剂(CCB)对冠心病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术后联合氯吡格雷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3年1—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PCI术且术后服用氯吡格雷治疗的冠心病患者10527例,按是否服用CCB治疗分为2组:接受CCB治疗组(CCB组)5123例(48.7%),未接受CCB治疗组(非CCB组)5404例(51.3%);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清除2组基线资料差异显著患者后,CCB组2686例(50.0%),非CCB组2682例(50.0%).分析服用CCB对PCI术后联合氯吡格雷治疗患者2年临床预后的影响.结果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CCB组血小板高反应发生率分别为30.4%、27.3%,非CCB组分别为31.2%、28.5%,2组匹配前后血小板高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490、0.450).倾向性评分匹配前CCB组2年全因死亡率及心原性死亡率均较非CCB组显著升高(0.5%比0.3%,P=0.008;0.2%比0.04%,P=0.006),其他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2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匹配后2组2年全因死亡率及心原性死亡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多因素COX分析显示倾向性评分匹配前服用CCB是2年全因死亡独立危险因素(HR3.61,95%CI 1.12~11.6,P=0.030),而匹配后不再是2年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HR2.01,95%CI 0.50~8.11,P=0.330).结论 CCB对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效果无明显影响,不影响冠心病患者PCI术后联用氯吡格雷治疗的长期预后.

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对肥厚型心肌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与临床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无亲缘关系的肥厚型心肌病患者913例,排除已行室间隔减容术或终末扩张期患者。根据超声心动图测量的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以中位数22 mm为界分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并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25.8±6.3)个月。结果与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22 mm组相比,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22 mm组患者确诊年龄更小[(41.2±14.1)岁∶(46.0±14.9)岁,P<0.001],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发生比例更高(11.2%∶4.9%,P<0.001),心肌肌钙蛋白I(cardiac troponin I,cTnI)[0.036(0.018,0.100)ng/ml∶0.017(0.006,0.031)ng/ml,P<0.001]和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 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1107.30(543.95,1934.35)pg/ml∶545.30(291.60,987.53)pg/ml,P<0.001]水平均更高,左房前后径更大[(41.1±6.5)mm∶(39.3±6.2)mm,P<0.001],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更小[(43.6±5.9)mm∶(45.6±5.2)mm,P<0.001],左室流出道梗阻比例更高(33.6%∶25.0%,P=0.005)。K-M生存分析显示,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22 mm组患者心源性猝死风险更高(Log rank P=0.030)。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22 mm是心源性猝死的独立危险因素(校正HR=3.655,95%CI:1.003~13.512,P=0.042)。结论肥厚型心肌病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22 mm的患者预后更差,且确诊年龄更小,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发生比例更高,cTnI和NT-proBNP水平更高,左房更大,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更小,左室流出道梗阻比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