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论

十九世纪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唯一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书。 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当代英雄》的认识与评价,始终存在分歧。一百年来,无论是毁是誉,《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作为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越过了俄罗斯的疆界,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诸如日本和中国)四处游荡,在异国他乡寻找并找到了许许多多挚友知音。

非俄罗斯的俄罗斯——评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1890年4月从莫斯科出发,途经西伯利亚,7月10日抵达库页岛。在三个月的时间中,他走访监狱、矿山、移民屯,接触了官员、狱吏、自由民、苦役犯,翻阅了大量资料、卷宗,这就是《萨哈林旅行记》的由来。这本书写了四年之久,1895年出版,后收入契诃夫文集第十卷。契诃夫在《旅行记》的第一章,说到他对萨哈林的最初印象时写道:这里的生活距离俄国多么遥远,真有天壤之别！从这里下酒用的熏鲸鱼脊肉,到各种谈话,一切都使你感到这里有一种独特的,非俄罗斯的风味。我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仿佛我不是在俄国,而是置身在巴塔戈尼亚或者得克萨斯的什么地方。至于说到自然界,那也是独特的,非俄罗斯的。普希金和果戈理在这里不能被人理解,因而也不需要,人们对我国的历史感到枯燥无味。我们这些来自俄国的人,被看成外国人。

屠格涅夫小说艺术散论

提起屠格涅夫,人们自然联想到闻名遐迩的六大长篇:《贵族之家》、《罗亭》、《父与子》、《前夜》、《烟》、《处女地》;它们构成上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俄罗斯独特的艺术编年史。屠格涅夫曾涉猎多种文学形式,但他的主要贡献与成就是小说。 一个多世纪以来,屠格涅夫的小说艺术获得众口皆碑的盛誉。勃兰兑斯认为:“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很难遇见更加委婉细腻的心理描写,更加精湛完美的性格,再加上男子和妇女的形象在他笔下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世界上只有最伟大的诗人才能创造出这样生气蓬勃、

豪普特曼与《织工们》述评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声称自己冷静、客观得如同解剖学者的自然主义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恰恰违反自己的艺术主张,写出了经过典型概括生具有鲜明社会倾向的作品;法国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是这样,德国自然主义的代表豪普特曼也是这样。豪普特曼的剧作《织工们》展现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全景画面,在德国文学中首次将无产者的起义搬上戏剧舞台;并且“在柏林舞台上出现了破产的容克”,“给人的感觉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梅林《论自然主义》,姜其煌译)。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

我们生命的源泉在祖国——读《我爱你中国》一书有感

一部新书放置案头，封面上饰以高耸人云的华表、金色向日葵簇拥周围：《我爱你中国》。这是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为迎接祖国50华诞精心编辑的一部反映本党成员先进事迹的书。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撇下案头其它文稿，一口气从序言看到后记，禁不住心潮逐浪。

论托马斯·曼与《布登勃洛克一家》

时代之子托马斯·曼有人说,托马斯·曼在文坛上的出现就象米尼微从朱庇持头脑中蹦出来一样,迅速而突如其来。他二十二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完成了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举成名,跃居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托马斯·曼谦逊地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他的时代。歌德七十五岁时说过:“我极占便宜的事情是,自己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托马斯·曼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着“足够辉煌的世界大事和变迁”。若说老年歌德曾满怀忧虑地预言自己身后的世纪(那正是托马斯·曼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浅薄的”,那末,经历了“世纪末悲哀”

神、魔、人母题与普希金的《加甫利颂》

世界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有过自己的古代神话。这些具有永久魅力的人类童年之作,保存下来的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从人类记忆中消失了。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从树立专制权威的需要出发,往往采取尊一黜百的方针,将大量神话斥为“怪力乱神”、

“永恒的宗教真理”与“静止不动的东方”

俄罗斯杰出画家列宾曾以浑厚的色彩再现过列夫·托尔斯泰——“伟大的耕地者”的形象:在广阔静宁的田野里,他劳动着,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头戴白便帽,身穿农民服,脚着树皮鞋;他身体非常魁梧,保持着军人的气度;特别是那威严下垂的浓眉和睿智的目光,“无异地是一个思想的主宰者”。

《红与黑》的剖析

司汤达的《红与黑》自一八三○年问世以来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四人帮'也看上了这部法国小说,叛徒江青打着'研究家'的旗号,亲自出马,把《红与黑》抬到'文冠'的高度,说什么:巴尔扎克全部《人间喜剧》抵不上一部《红与黑》。照江青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欧洲文学的论评一概作废,整部外国文学史也得按江青的旨意重撰了?一时间,喧嚣四起,仿佛评《红与黑》也成为一种时髦了。

来自泥沼的呻唤——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作。这部小说一八五六年十月在《巴黎杂志》刊载,其时作者三十五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发表前,《巴黎杂志》两位主编对小说作大段删改,使作者感到气闷;岂知删改后在杂志连载的《Madame Bovary》仍受到第二帝国的追究;1857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编者和承印人被传讯公堂。检察官皮纳激烈攻击小说'不道德'。

我们生命的源泉在祖国——读《我爱你中国》一书有感

《我爱你中国》一书放置在我的案头,封面上饰以高耸入云的华表,金色的向日葵簇拥周围。这是省致公党为庆祝新中国50华诞精心编辑的一部反映致公党成员先进事迹的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口气从序言读到后记,禁不住心潮逐浪。这部书蕴含凝聚了炽热的爱国之情,数十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致公党员的事迹构成了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画面。书中人物的年龄、学历、经历、岗位各异,然而,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全然一致的坚定信念,那就是:我爱你中国!一《我爱你中国》一书结构精当,记叙了48位我省致公党同志的经历,篇幅不长,由斑见豹,铺陈白描,于平实中见精神。中国致公党的许多同志出生于海外,他们中有的出身爱国侨领或名门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