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能源与金属市场间时变溢出效应及投资组合策略研究

为深入剖析清洁能源与金属的金融联系及投资策略,集成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与DY溢出指数方法,本文考察11个清洁能源子行业市场与金属市场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边际净溢出网络刻画风险溢出的传染特征和路径,最后计算这些资产间的最优投资组合权重和对冲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清洁能源和金属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并且对金融和经济不确定事件较为敏感。清洁能源子行业市场与金属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能源管理和储能股票与金属市场间的溢出效应较强,基本金属处于溢出传导者地位,而稀土金属则是溢出的主要接收者。边际净溢出网络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清洁能源与金属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大多数清洁能源投资组合中加入金属资产可以获得多元化收益,其对冲成本和有效性取决于清洁能源股票的类型。

国外研究型大学科研质量提升的经验与启示

研究型大学在各国学术体系中均处于领军地位,引领本国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导向。科学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任务之一,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质量与其学术声望和国际竞争力密切相关,也是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所在。论文采用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整理出国外研究型大学科研质量提升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研究型大学实际情况,从研究型大学定位、人事制度、经费管理、外部合作四个角度入手,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质量的提升提出可行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与黄金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信息溢出视角,本文采用溢出指数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与黄金市场溢出效应的强度和方向,并结合滚动窗口检验,捕捉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此外,本文还研究21个代表性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压力、黄金市场双向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与黄金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溢出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且体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压力对黄金市场的净溢出,金融市场压力在溢出效应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正向的金融市场压力冲击比负向的金融市场压力冲击带来的溢出效应更大;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市场存在净溢出效应,但不同国家在溢出强度和规模上呈现出差异性。

政治风险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计算了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1984~2020年的总体和方向性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并重点剖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关联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直接和间接联系进行跨国传播,平均总溢出指数为45.16%;政治风险溢出强度在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期间显著升高,主要国家的边际净溢出指数和边际总溢出指数大幅增加;各国的政治风险溢出指数比溢入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溢出和溢入水平均略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政治风险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均排名靠后,但在其加入WTO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波动高峰;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中国有着较强的政治风险双向溢出关系,南非受到中国政治风险较大的溢出影响,而瑞士、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中国政治风险的较大输入性来源。

产业链视角下结构性有色金属价格冲击的行业传导效应

本文基于产业链的新视角,采用2006年8月至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6个工业行业以构建反映有色金属产业链内在联系的SVAR模型,将国际有色金属价格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以及预防性需求冲击,考察这三种结构性冲击对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各环节产出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分解上中下游行业的通胀来源,探究国际有色金属价格冲击的主要传导路径。结果显示:供给冲击和预防性需求冲击推动的有色金属价格上涨与工业行业产出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经济需求冲击带来的有色金属价格上涨与工业行业产出呈现同向变化;三种结构性冲击对我国工业行业通胀的影响有两条传导路径,供给冲击与预防性需求冲击带来的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上涨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胀,并且冲击作用沿着产业链的上游往下游进行正向传导,而经济需求冲击带来的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上涨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胀,并且冲击作用沿着产业链下游往上游进行逆向传导。

基于三重螺旋理论的高校产学研合作联盟模式研究--以中南大学为例

产学研合作联盟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高级形式,是三重螺旋理论在产学研合作中应用的具体体现,并以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特有的优势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中南大学从内生动力机制和外部支撑体系两个层面着手,构建了富有成效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模式。该模式为我国高校产学研合作联盟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要重视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第三重作用,积极推动成立科技中介组织。

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5—2014年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关系,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回归方法解构了全球铜矿石流动的网络关联特征及影响。结果显示:铜矿石贸易网络具有稳定性和松散性,且存在核心-边缘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色地位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经济组织变量对铜矿石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铜矿石贸易联系的建立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地理距离的影响不大,陆地相邻的国家确实能够促进贸易联系的发生,语言不同的国家更有利于贸易流量的选择。

国际有色金属价格的“中国需求”分解及解释

笔者通过构建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采用2001年~2013年的月度数据,对影响国际有色金属价格的"中国需求"进行了分解,系统考察了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与主要"中国需求"因素、工业总产值、进口总额及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中国需求"对国际有色金属价格的动态影响轨迹在2009年5月发生结构性变化;从2009年5月开始,"中国需求"对国际有色金属价格的影响渐趋稳定,预示着我国新一轮有色金属需求开始由库兹涅茨曲线上升期转入稳定期;工业总产值、进口总额对国际有色金属价格的影响系数基本为正。而由于投机性存货的作用,与预期相反,货币供应量与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总体呈现负向关联。

不完全竞争下我国铜进口贸易市场势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在国际有色金属进口市场拥有较大市场份额,却缺乏定价能力。本文选取10个主要铜进口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的SMR模型对2000-2015年间中国有色金属进口贸易的国际市场势力进行了测度,考察影响国际市场势力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铜进口市场是典型的非完全竞争市场,铜进口贸易不具有买方市场势力同时面临强大的卖方市场势力;在十个主要进口市场中,加拿大、美国、智利、秘鲁、澳大利亚等五个国家对出口价格具有额外加成能力,并依次占据卖方市场势力前五位;较高的进口依存度、进口结构单一以及较低的产业集中度是导致中国铜进口贸易买方国际市场势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据此,我国应通过优化进口结构、加强对外投资、提高行业集中度来增强在铜资源国际进口贸易中的市场势力与定价话语权。

中国市场的大宗商品金融化测度

文章通过构建DCC-MVGARCH模型,选取2002—2013年铜、铝、大豆、天然橡胶4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商品期货数据,从商品期货与股票资产的动态相关性这一层面对我国大宗商品金融化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大宗商品出现了金融化分层,从2003年开始,有色金属与能源化工产品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而农产品的金融化程度则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大宗商品金融化是以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化,是缺少期货定价权的金融化。

基于产业复杂网络的中国隐含钴消费结构特征及关键路径研究

为增强中国钴资源相关产业链的安全性、协同性和高效性,全面解析我国产业间钴消费的特征及演变规律,构建中国2007年和2017年环境拓展投入产出表,核算产业间隐含钴消费量,在此基础上建立2007年和2017年中国隐含钴消费产业关联网络(ECIN)。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隐含钴消费结构较2007年更加紧密,呈现出向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趋势;电池部门的关键性大幅提高,占据了ECIN中40%的钴输出;关键隐含钴消费路径由建筑业需求驱动转变为交通运输和消费电子品行业需求驱动,且二者所引致的关键路径贡献率分别为13.9%和10.1%。建议针对钴产业链不同部门采取差异化措施,尽量防范和化解核心部门可能的钴供给短缺问题,同时采取联动措施加强对关键路径上各部门的协同管理。

国内外铁矿石市场信息传递及其国际定价能力研究

采用有向无环图和溢出指数方法,基于市场整体角度在一个完整框架内对国内外铁矿石市场信息溢出进行分析,进而测度了中国铁矿石期货、现货市场的国际定价能力现状及动态趋势。结果表明,在整个铁矿石贸易市场收益信息传递中,国内现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国内期货市场处于“媒介”地位。在风险信息传递中,国内现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具有重要地位,国内期货市场对外影响力较低。金融风险主要通过单向的“期货-现货”路径“传染”。此外,中国铁矿石现货市场在国际铁矿石定价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铁矿石期货市场的国际定价能力还有待提升。

国际油价、宏观经济变量与贵金属价格的动态交互影响（英文）

基于长期与短期两个视角,采用TY因果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系统考察国际油价及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黄金、白银和铂金3种贵金属价格的冲击影响,以及在此冲击作用下我国贵金属价格的反馈作用。结果表明:国际油价在长、短期内都是贵金属价格变动的重要原因,而汇率则只在短期内对贵金属价格产生影响,利率在预测贵金属价格上则处于失效状态。此外,在短期内,贵金属价格对国际油价与利率也存在一定反馈作用。

基于高频波动率的铜铝期货动态关联性研究

基于高频数据的时变跳跃性,本文选取2010-2015年上海期货交易所铜铝期货一分钟收盘价作为样本数据,将铜铝期货高频数据的已实现方差(RV)分解为连续样本路径方差(CV)和离散跳跃方差(JV),并运用DCC-MVGARCH模型分别计算连续样本路径方差和离散跳跃方差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铜铝期货高频波动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铜铝期货连续变差的相关性与跳跃变差的相关性在动态路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前者的相关性程度要高于后者;受欧债危机等极端事件的影响,连续变差与跳跃变差的动态相关性均呈现出局部的高点。

基于金融因素的国际期铜价格波动分析

本文以2000年2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系统考察投机、广义美元指数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国际期铜价格的动态影响,并引入供需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对国际期铜价格波动影响最大的是广义美元指数;2004年以后,金融因素对国际期铜价格波动的贡献程度远远大于供需因素,其中投机行为的作用明显提高,这表明金融因素对国际期铜价格的变化起了显著作用。

黄金价格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动态响应模式（英文）

基于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AR-SV),采用2006年8月至2017年12月的月度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时变效应及国别差异。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黄金价格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动态冲击效应在2006~2008年以及2013~2017年更多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2009~2012年则主要为负,显示黄金的避险能力并不稳定,因时而异。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冲击效应具有显著的国别差异,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欧债危机以及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3个时期。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冲击具有正向影响;在欧债危机时期,样本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主要为负;而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期,冲击效应在大多数国家呈正负交替态势。

时变视角下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的行业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06年8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上中下游行业构建SVAR模型,并将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结构性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经济总需求冲击、金融投机冲击及预防性需求冲击,实证考察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的行业影响效应及相对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TVP-SVAR-SV模型,考察金融化对有色金属产业链各环节产出影响的时变性及结构性变化。结果发现:随着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的日益深化,其带来的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会抑制有色金属产业链产出,且在不同有色金属品种中,由于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其抑制效应具有差异性;此外,金融化带来的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对有色金属产业链产出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时变性特征,并在不同时间尺度与不同时点的影响程度与持续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有色金属市场金融化对有色金属行业产出的抑制效应。

产业链视角下国际金属价格冲击的行业传导效应（英文）

基于产业链的新视角,采用2006年2月至2015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选择中国8个工业行业以构建反映金属产业链内在联系的SVAR模型,分析国际金属价格冲击对我国金属产业链各个环节产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分解上中下游行业的通货膨胀来源,考察国际金属价格冲击的传导路径。结果显示:国际金属价格冲击对我国工业行业产出不仅具有直接的消极影响,而且还通过推升产品价格指数(PPI)、促使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间接影响工业行业产出;受我国市场需求不足、价格传导机制阻滞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属价格冲击的直接效应主要集中在上中游行业,下游行业则主要受间接效应的影响;此外,国际金属价格冲击对我国工业行业通胀具有溢出效应,这种价格冲击效应沿着产业链的上游往下游进行单向传导,并且强度依次减弱。

时频视角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

集成DY溢出指数与BK溢出指数方法,本文考察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间的时频溢出效应,并构建溢出网络模型刻画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跨市场风险传染路径.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且主要表现为高频溢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易受极端突发事件影响.在极端突发事件发生时,低频溢出会超过高频溢出成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力.在不同频域下,清洁能源市场都是溢出的输出者,传统能源市场则为溢出接收者.此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市场溢出机制中起到了重要节点作用,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助推下,跨市场风险沿着“清洁能源→金属市场→传统能源”路径进行传导.

我国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影响的非线性效应

从货币政策的两大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与利率出发,提炼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作用机理,选取2006年7月至2015年3月的月度数据,并构建MSVAR模型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即上行期、平稳期、下行期三种状态;三种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但作用机制明显不同;非预期货币供应量变动会强化货币供应量对大宗商品市场的预期影响,而非预期利率变动会弱化利率的预期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主要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则不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