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服务协作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我国农村卫生服务网络是基于人群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遵从按需适配原则建立起的最有效的供给模式,其中网络功能发挥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基层首诊与双向转诊。医疗服务市场化以后,县乡两级机构服务协作缺失是造成患者就诊趋高的直接因素。分级诊疗制度加上已经实现了两级间的管理连续与信息连续,但县级医生的不参与仍然无法实现两级服务协作。县级医生连续性服务提供属于个人方案决策行为,受其预期损益的影响,从目前的剖析来看,县级医生服务连续损失大于收益,所以不会主动提供连续性服务,同时政府、医保与医院对医生服务连续的调控力不足,也无法促使医生的连续性服务提供。所以脱离了医生连续性服务激励的制度建设,难以实现分级诊疗、上下协作的格局形成。

县级医生服务分工与协作的PEST-SWOT分析

县级医生服务分工与协作是推进分级诊疗最重要的靶点之一,也是保障居民获得连续性医疗服务的关键作用点。建立县级医生服务分工与协作PEST-SWOT分析模型,分析得出县级医生服务分工协作面临政策、技术支持的机遇,但在经济、管理模式方面威胁众多。结合上述模型,分析甘肃、安徽、湖北三省助力县乡服务分工协作的医改政策,甘肃省政策符合WO争取型建议特征,但容易导致县级医生推诿高医疗费用病人;安徽省政策整体内容偏向ST抗争型建议,但无法消除县乡医生的利益竞争关系;湖北省医改模式符合SO开拓型建议,创新性明显。综合分析得出亟待利用政策技术机遇调整医院战略导向,改革医生绩效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分工保障机制。同时应激活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县乡两级医生之间的信息通达度,管理规范医生行为解决诊疗固化问题。

中部地区县域居民就诊趋高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中部地区县域居民在不同症状与疾病下的医疗机构选择及趋高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引导居民合理就医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定远、河南息县、湖北黄石3地共784名居民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趋高居民占比达80.87%;居民总体趋高值的均数为5.36,趋高率为50.10%;疾病趋高值比症状趋高值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R=0.641,P<0.001);住院患者、青年人(18~39岁)、本科及以上的居民,未婚居民,离县级医疗机构较近的居民趋高值显著高于同组其他居民(P<0.05);居民类型、年龄、教育程度、医疗机构距离差是居民就诊趋高的影响因素,其中教育程度影响最大(β=1.193)。结论当前居民就诊趋高明显,但极端情况较少;居民在明确疾病时就诊较仅有症状时更易趋高,且疾病趋高认知与症状一致;不同类型患者趋高程度各异,其中居民类型、年龄、教育程度、医疗机构距离差为主要影响因素。

中部地区县级医生县乡服务协作现状调查

目的调查分级诊疗背景下县级医生县乡服务协作的意愿、行为,以及预期。方法选取安徽定远、河南息县与淮滨3个县区7家县级医院开展典型整群问卷调查,从知信行3个维度调查县级医生服务的协作情况和意愿。结果 60.9%的县级医生了解下乡制度;28.2%的医院会和乡镇卫生院检查设备共享;对县乡转诊流程了解的医生仅占25.4%,两级医生间无业务交流的占12.5%;开展县乡两级医疗协作之后,12.9%的县级医生认为绩效收入会略微下降,认为工作量会略微减少的占到31.0%,有17.3%认为医疗风险会略微减少,13.3%认为医患关系会略微改善,认为更好地响应政策的占到13.3%。结论县级医生对协作的认知程度不足;县级医生愿意开展县乡两级医疗服务协作,但同时也面临着没有统一的规范,信息化程度不匹配,患者的不配合等困难;认为开展医疗服务协作会减少绩效收入,增加医疗风险,可能会阻碍分级诊疗的实施。应加大对分级诊疗的宣传培训力度,建立完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完善利益分配制度。

中部地区县级医生县乡服务分工现状调查

目的调查县级医生县乡服务分工的认知、意愿及行为,为实现分级诊疗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典型整群抽样调查了华中地区3个县区7家县级医院的248位县级医生,从知信行3个维度调查县级医生服务分工意愿与行为,描述性分析县级医生服务分工的现状与困境。结果县级医生普遍认为普通肺炎、原发性高血压和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应当分流至基层医院;79.1%的县级医生认为分流患者有必要,目前开展分诊比例为6.76%;33%的医生认为分诊会造成收入的降低,45.7%的医生认为分流患者能够减少县级医生的工作量,23.6%的医生认为分工会导致医疗风险增大,27.3%的医生认为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35.9%的医生认为分流患者的行为得到了鼓励和表彰。结论县级医生对疾病分诊认知不足,虽然认可分级诊疗的必要性但分流患者比例低;分级诊疗制度对医生分流患者的激励机制不足,分级诊疗对县级医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绩效收入和工作量的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