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及其选择:基于博弈的视角

预测信息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历史信息,而对预测信息实行强制性披露还是自愿性披露决定着企业管理层的披露行为,从而决定了投资者所获预测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将影响证券市场的效率。本文在对博弈报酬进行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并求解了强制性预测信息披露制度和自愿性预测信息披露制度下的不完美信息博弈模型,计算并比较了两种信息披露制度下的弱完美贝叶斯纳什均衡所对应的社会福利值,从而找出了较为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研究结果表明,强制性预测信息披露制度能打破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并能对管理者构成有效的威慑。因此,强制性预测信息披露制度比自愿性预测信息披露制度更能增进社会福利,因而更为可取。

预约披露、信号显示与审计意见

本文主要探寻年报预约披露日期所隐藏的信息内涵。研究发现,本年年报披露晚、上年年报披露晚、本年年报预约披露晚、本年年报披露比上年年报披露或比本年年报预约披露晚(年报披露迟滞时间长)的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大。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以及执行情况有助于对年报的审计意见类型的判断。对市场和投资者而言,年报预约披露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显示机制。

大股东制衡、信息不对称与外部审计约束——来自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相对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年—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好消息、坏消息与季报预约披露的时间选择——管理层的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考察公司业绩组合(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组合)、业绩差异与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时间的信息内涵。实证研究显示,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的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审计委员会治理、避亏动机与审计意见购买

本文探讨审计委员会治理、避亏动机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不利审计意见改善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影响,考察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高,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不利审计意见改善的可能性越低;在结合考虑避亏动机之后同样发现,审计委员会拥有双重的治理作用,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切实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而且亦有助于对拥有强烈避亏动机的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进行较为有效的制衡。

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本文受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碳金融创新和低碳经济产业链的低碳经济政策研究”（10692103400）资助：感谢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林健博士，研究中心主任宾晖所提供的帮助。本文文责自负。

经济增长中的路径依赖偏差及矫正对策

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速下降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路径依赖出现了偏差,即经济增长中过度的依赖资本形成。造成这种路径依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过度投资与过度竞争的转轨特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是改革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遵循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技术选择偏差,提高要素的产出效率,二是要改革造成过度投资与过度竞争这一现象的传统体制。

信用债市场实质违约离我们有多远?——2011年以来中国信用事件评析与2013年展望

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与解决是债务资本市场的基础事件之一，而基于信用违约事件的风险管理则是债券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然而纵观中国债券市场，其自诞生至今，尚未有过一例实质的信用违约事件，市场在年年的等待、担忧中看到的是每一个信用风险事件最终都被妥善安排和解决。对此，市场的心态可谓五味杂陈：一方面既不希望债券违约造成市场冲击影响到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又期待有违约事件出现以推动信用债市场良性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巴西、印度的经验

对于利率管制的国家,利率市场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利率的决定模式,使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变化真正由资金的真实供需确定。改革的过程在于减少直至取消政府对利率的干预。但在实践中,利率市场化改革通常需要许多相对硬性的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相互之间发展基础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相互借鉴性也比较强。

实现股权激励一定要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一个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实现股权激励机制与资本市场发展成功对接必不可少的制度条件。作为股权分置改革一个配套措施的股权激励方案．不应该被赋予太高的期望。各项制度特别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才是其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

货币需求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关系:基于金融危机前的数据

本文运用2000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3季度的数据对M2、M1、M0的货币需求方程分别进行了估计,考察了何种测算指标对应的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从而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取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结果表明:M2和M0的需求方程存在着较明显的协整关系,M1需求方程的协整关系不强;M0与实际GDP、名义利率、预期通胀率存在着较为稳定的短期均衡关系。虽然M0和M2都存在稳定的长期需求方程,但由于M2的短期需求方程不稳定、而M0的短期需求方程较稳定,因而在进行短期的货币政策评估时,宜将M0作为主要中介目标。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

股份流动性、股权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具体探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流动性、股权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非流通股股东(通常为控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通常为中小股东)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类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所持股份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监督制衡作用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六点建议试图限制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