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与它的躯壳:对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的考察

神社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标志建筑,日本开始对外扩张后则在日本本土以外多有建造,尤其是中国的台湾、东北地区。本文所考察的则是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的一座神社,该神社建于日本攻占南京后,在战时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战败后,该神社徒具躯壳,中国人在实用、象征之间做出权衡后对这具躯壳的处置同样值得玩味。

战争遗迹与精神动员:作为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南京光华门

近代以来,战争遗迹成为日本进行精神动员,建构和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作为日军进入南京的第一座城门,光华门的战争遗迹很快就被占领者形塑为著名战迹。伴随着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光华门战迹开始进入日本国民的视野。不过,即使在日本战败之前,关于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内涵与表象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样态。通过对光华门战迹及其记忆实践的历史考察,可以更为细致地理解战迹与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之建构的关联与互动。

恶的象征:南京沦陷期间日伪的政治符号

八年沦陷期间(1937~1945),日本占领者与伪政权成为南京的控制者与统治者。他们对南京的控制与统治是以暴力为前提的,是不合法的。为抹煞自身恶行,强化对南京的控制与统治,日、伪当局构建了以"表忠碑"、"路心公园"为代表的象征空间,并使其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服务于自身的政治意图。而这不能抹去其所做之恶,本身就是"恶的象征"。抗战胜利后,日、伪所建构的种种"恶的象征"随着其统治的终结而化为陈迹。

整合农机资源 促进增产增收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平明镇立足资源优势,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创办各种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借助该镇独一无二的农机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农机合作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尤以王烈农机合作社发展最为突出。王烈农机合作社成立运作六年以来,

浅谈OA系统的开发及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和网络作为现代信息时代的产物，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计算机各应用软件中，OA系统作为产生于70年代的一项综合科学技术，在当今企业自动化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产生了巨大效益。本文将对OA系统的定义、价值及现状以及技术开发进行介绍，从而探索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实际应用。

“干部”:一个新名词进入中共革命语境的历史

20世纪前期“干部”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法、德、俄、日、中五国之间复杂的跨语际传播和语义变迁。法文cadre经德国(cadre)到俄国(кадры)的传播过程中,其含义逐渐扩展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骨干人员;经日本(幹部)传入中国以后,则引申出党派团体首脑机构的含义。1920年代初,中共曾以“干部”作为地方支部的代名词,意指比“组”高一级的组织机构,但这种制度设计不久即发生变化。在国民革命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共同作用下,中共实现了对“干部”概念的再造。这一较少为人注意的曲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早期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构想、实践与转变。

“新青年”与学衡派

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学衡》杂志的创办者,历来是学衡派研究的重点;对该学派作更为宽泛的界定,从整体上探讨其文化主张与历史演进的论著亦复不少(如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版;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前者聚焦于学派核心的学衡诸公(“‘学衡’诸公”语出鲁迅,参见风声:《估〈学衡〉》,《晨报副镌》,1922年2月9日,第3版),后者则拓展了学派的边界,二者有狭义与广义之别。

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与中国沦陷区

1940年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日本国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东亚各地区均举行了相应的庆贺活动,中国沦陷区也不例外。从文本表述与具体实践两个层面来看,不同沦陷区参与的程度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沦陷区内占领者与伪政权之间政治互动的实态。在日本直接统治地区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作用的纪元庆典,在中国沦陷区则成为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慰灵”与“显彰”设施探析——以南京菊花台为例

对战死者进行“慰灵”和“显彰”,是日军实施精神动员、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举措。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沦陷区建有“忠灵塔”“表忠碑”“护国神社”等诸多慰灵和显彰设施,其中在南京菊花台所建相关设施具有代表性。这里除了有“显彰”日军第10军战绩的表忠碑和特定战死者的纪念碑,还有埋葬中国抗战将士的坟墓。两种对立的记忆载体共存于同一空间,是一种借用佛教“怨亲平等”思想实现日本目标的设计。它既可激励日军将士为军国主义效命,又可贬低中国抗战、彰显自身的“文明”,还能掩盖日军的侵略罪行,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