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政策有效吗?——基于湖南省3市社区减灾工作的分析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社区减灾的模式比较或影响因素分析,忽略社区减灾行动背后的政策驱动、政策设计与实施有效性。2007年,中国推出“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政策,为检验政策有效性,研究将其划分为“事实、目标、策略、协调与实施”等五个维度,在湖南省展开了社区问卷调查。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执行示范社区政策显著改进了社区的减灾工作。然而,部分参选社区或者基于资源和荣誉,或者基于行政命令,被动地执行政策、消极地完成指标,而忽略了社区实际情况与政策操作化的有机结合。此外,在已建成的示范社区中,社区物质建设的改善普遍优于居民意识、能力和合作关系的建设。该政策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减灾能力,但从长远来看,社区减灾体系并不因此得到充分发展。

房权意识何以外溢到城市治理?——中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治理功能的实证分析

商品房开发的快速扩展以及《物权法》的出台,为中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从第一个业主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近30年,但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仍步履蹒跚,其治理功能也长期被同一化地简单理解。基于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精细化分析业主委员会"三个圈层"的治理功能,可以发现业主委员会内部治理能力不足、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不佳、难以将正外部性溢入城市治理,总体而言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尚处于襁褓之中。由于受到内部治理结构欠完善、业主群体公共意识不足、政策制度缺陷以及市场力量强势的"四重阻抑",业主委员会难以将有限的社区责任转化为对城市的整体责任。业主委员会自一诞生就凸显出个体房权维护的工具性特征,只是在短期内可能与社群主义的组织形式发生偶合,在长期的共同体发育过程中则困难重重,既不利于建构以房权为中心的社群,也不利于构建房权意识外溢到城市治理的正向链接。

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效能转化的机制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党建引领是当前推动群众自治制度效能转化的关键。从基层角度来看,治理效能体现在组织体系建构、居民参与提高、回应力提升三个维度。研究显示,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效能转化遵循了"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机制:其一,党建引领进入小区,缩小基层群众自治的单元,降低了群众自治的规模成本;其二,党组织运用意识形态和纪律约束,发挥党员兼具组织成员与居民双重身份的优势,撬动社区社会建设,降低了群众自治的组织成本。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机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能够有效克服社区规模大、动员难的困境,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制度效能转化的理性选择。但是,这种机制还要在实践中接受"组织扩张"和"有效激励"的挑战。党组织帮助社会积累条件,将社会力量撬动起来、将基层自治意识激发出来,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

在民主与稳定之间: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性协商观——基于814名政府官员的问卷分析

基于对全国12个省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814名地方政府官员的协商民主意识及其行政协商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地方政府官员具有明显的决策性协商观,他们偏好在基层和决策环节以及民生领域而非政治性活动领域展开协商,凸显"以协商促稳定"的认知。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官员对协商民主"维稳"的工具性价值偏好明显,对其民主价值则认识不足。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要推动行政协商的有效与可持续发展,需在"工具属性"巩固协商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增强政府官员对曲商民主"价值属性"的理解,以拓宽行政协商的渠道,更加凸显行政协商的民主价值属性。

系统不响应:对基层矛盾治理中“小事拖大”现象的考察与分析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处理基层矛盾的基本逻辑。琐碎矛盾利益结构简单、治理成本更低,却存在小事拖大,甚至拖炸的现象,这需要一个学理解释。结构性地来说,基层矛盾治理体系由社区、政府、法院、媒体等四个场域组成,琐碎矛盾难化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层矛盾治理存在“系统不响应”故障,即矛盾主体的调解诉求无法输入任一调解场域、触发调解程序运行。原因是基层矛盾治理主体存在“低成本回避”的行动逻辑,这是基层治理实践中绩效驱动、资源竞争与“重体系建设、轻职责分工”的结果。“小事拖大”反映了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之外的问题,要构建有韧性的和谐社会,基层矛盾治理既要“捡西瓜”,又不能“丢芝麻”。

创建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提升了社区应急管理韧性吗?——一个基于湖南省长株潭社区减灾工作的研究

社区防灾减灾工作已成为中国基层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政策机制为创建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本研究基于韧性理论建构测量模型,通过问卷调查、非结构性访谈等方法,分析了中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情况。研究发现创建减灾社区有益于建立社区韧性,提高社区的灾害适应能力、降低了脆弱性。但是,由于政策设计的不足、社区应急治理理念以及专项经费的缺乏,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面临精英社区垄断资源、示范社区难以维持以及社区应急管理多元格局难以形成、减灾工作流于形式等困境,减灾示范社区难以避免发展不均衡、政策选择性执行等问题。要实现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应当整体性提高城市减灾基础、调整示范社区政策设计以及均衡发展社区减灾能力。

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创制: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凭借机制”——以成都市武侯区社区治理改革为例

治理转型往往遵循非线性逻辑,人们多谈治理转型而少谈转型的中间过程和"凭借"机制。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条件论"与"国家自主性"理论,以成都市武侯区的改革为例进行了分析。在社会压力与属地责任的背景下,城市基层推动了权责分流:横向上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纵向上推动小区自治,形成"社综院治"模式。研究发现:在社会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国家既创造社会伙伴,同时又使其运行在制度框架内,是为"国家创制社会"的机制;"寓管理于社会创制之中"是中国基层治理转型的"本土逻辑"。重要的是,"国家创制社会"将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桥接"为一个连续体,既维护了"治权统合",又选择性地调整了治理要素,从而增强其合法性与自主性。

基于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社区研究

韧性社区是城市公共安全的基础单元。当前,学界对韧性社区的探讨理论视角多、学科杂,人们不易掌握其理论,也不易将其应用于实践。"韧性"的概念源于物理学领域,而后逐渐应用于社会研究领域。"韧性社区"内含物理层面的"抗逆力"、社会生态层面的"恢复力"和社区成员的"自治力"三重指向,是以社区共同行动为基础,能链接内外资源、有效抵御灾害与风险,并从有害影响中恢复,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动社区。构建韧性社区应识别和整合可供运用的人类因素、物理因素、社会因素,将能力培育置于重要位置,推动社区内部自我增强、社区外部城市整合的"双向构建"。我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部分契合了韧性社区的内涵,但其仍遵循传统的以社区脆弱性为主的治理路径,对社区自组织、社区能力的关注不足,缺乏对社区进行长期动态评估的体系。今后还须着力推动韧性社区概念的本土化应用,加快制定中国本土化的韧性社区指标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基础工作。

政治赋能与双向激励: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驱动机制——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案例考察

本文引入“系统条件-过程机制”的二维分析框架,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系统环境下,有的地方在基层治理方面没有创新,有的地方则持续创新。研究发现,社会问题与政治环境等系统因素是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充分条件,过程机制才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对地方政府内部运行的深度分析展示了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内驱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内部存在党委领导与中坚干部的交互强化机制,党委领导主动改革、中坚干部发挥创新倡议与政策链接的作用,使得地方政府持续创新充满能动性;二是政治保障机制,创新机构化与制度化保证了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方向;三是正向反馈机制,创新获得的效益形成持续创新的激励;四是渐进累加机制,各类主体形成行动惯性,使得创新中断或退出面临沉没成本。其中,前两者反映了“政治赋能行政”的逻辑,后两者体现了“社会双向激励”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