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对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及风险规避

外汇储备的主要用途是支付清偿国际收支逆差，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球外汇储备为121276.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6.3%。其中：中国大陆外汇储备38395.477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年增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研究

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当地企业实际控制人越少吸纳亲属参与公司管理.机制分析表明,高代际流动性水平会通过强化一般信任、弱化有限信任、加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公平感知等,降低企业控制人对选用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的需求;同时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也越高,进而提供更多的市场化管理人才;这两方面影响均会抑制企业管理的家族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均而言,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但这一效应在代际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不存在,表明滞固的社代际流动导致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的“非理性”偏移.将代际流动性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的成因分析,为此项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企业创新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利用手工搜集的历史孔庙数据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验证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当代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促进效应。在考虑企业管理者籍贯地和其他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在机制路径中,儒家文化传统通过影响企业内部金融资产配置和股权分布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通过改变企业外部社会机会结构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综上,从企业视角切入,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深入理解儒家文化思想内核的长期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社会代际流动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东北为视角

代际流动固化,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社会问题,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3年数据,以东北为视角,论文构建了社会代际流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东北地区社会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影响东北代际流动的因素。结论发现,东北地区存在显著的代际流动停滞,其中以吉林省最为严重;东北地区的创新环境、较高的国企比例、以及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存在"逆淘汰"效应;东北地区国企职工的代际依存度更高;父亲的体制身份使其可通过行政职务之便进行暗箱操作或权力寻租进而影响其子女社会地位,存在"阶层再生产"现象,以黑龙江省最为突出。论文研究及结论丰富了有关代际流动的研究。

代际流动何以推动城市创新

代际流动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其水平高低代表了一个地区社会公平尤其是机会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城市层级的代际流动性指标,探究其对城市-行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代际流动性显著促进了创新产出,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仍然存在。基于地区历史上距离印刷品原材料的河流距离这一外生地理特征,本文验证了代际流动对创新的因果影响。在机制检验中,一方面,高代际流动性能够吸引高技能劳动力迁入,继而优化劳动力结构;另一方面,高代际流动性意味着更加开放的机会结构,鼓励个体竞争和冒险,从而释放企业家精神以推动创新。本文结论表明,代际流动性不仅事关阶层固化和社会稳定,更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围绕创新推动改革,需要将提升代际流动性纳入促进创新的政策体系之中。

传统善会善堂的历史遗产——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会善堂作为民间慈善组织,兼具施善与教化功能,这种历史上的非正式制度是否会持续影响当代企业行为?文章将上市企业精确坐标匹配到古代府级层面,并结合史料中的善会善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善会善堂密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2)进一步基于企业是否需要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以及自主第三方鉴证等视角剥离机会主义动机,发现地区善会善堂密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推动作用依然存在。(3)从作用机制来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善会善堂形成了个体利他的文化观念,并通过塑造企业管理者的利他价值观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善会善堂依然会对当今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信任网络、资金流动与区域发展差距

信任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和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正式制度尚未成熟尤其是法律基础薄弱的地区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降低交易成本.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本文首先考察了省际双边信任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因果影响.结果表明,来源地对目标地的信任水平会显著促进资金从来源地流入目标地.通过进一步构造基于地理关联、文化关联和信任关联的信任网络,我们发现信任网络的溢出效应对资金流动的促进作用大于来源地对目标地信任的直接影响.此外,两个地区间的双边信任差距越大,会引致更大的资金流动差异,进而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本文从社会资本角度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给予了新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小麦WDHN2蛋白的多克隆抗体制备及其应用

脱水素(dehydrin, DHN)在植物响应非生物胁迫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本研究采用PCR技术,从已构建的重组质粒T-WDHN2中扩增小麦(Triticum aestivum)脱水素WDHN2的编码序列,将其插入到含6×His的原核表达载体pET-28a(+)上,转化至大肠杆菌BL21 (DE3)进行诱导表达, SDS-PAGE和Western blot检测6×His-WDHN2融合蛋白分子量为25 kDa左右。在28℃,最佳诱导IPTG浓度为0.75 mmol·L^(-1),最佳诱导表达时间为3 h。利用镍离子亲和层析获得纯化的WDHN2融合蛋白,融合蛋白对60℃条件下α-淀粉酶具有一定的酶活性保护作用。以原核表达的WDHN2的6×His融合蛋白为抗原,免疫Balb/c小鼠,制备WDHN2多克隆抗体。该多克隆抗体不但能识别WDHN2抗原,而且能识别小麦不同干旱程度诱导表达的WDHN2蛋白,这为深入研究WDHN2蛋白功能奠定基础。

本地CEO与企业价值:推动还是掏空?

CEO家乡背景是衡量非正式制度中社会关系和CEO个体特征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CEO家乡所在城市数据识别了上市公司本地CEO特征,研究发现,本地CEO显著抑制了企业价值,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存在。在使用Heckman两步法、PSM、DID和工具变量等识别策略从各个角度缓解可能存在的估计问题后,证实了本地CEO对企业价值的负向效应具有因果性。机制分析表明,本地CEO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各类重大战略决策、增加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水平、减弱董事会监督作用等渠道降低企业价值。这种“掏空”企业价值的效应在外部监管约束越弱时更加突出。聘用本地CEO的治理模式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本文揭示了本地CEO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机制路径,不仅从非正式制度角度丰富了企业高管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基于地缘社会联系的行动逻辑给出了拓展性讨论。

人口迁移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本文从人口迁移行为偏好的视角讨论了地区代际流动的重要性。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构建了城市层面的父子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指标,并将其与城市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了地区代际流动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代际流动水平高会降低个体迁出概率,相反代际流动水平低则会对人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家庭社会次序较低但具备社会地位跃升能力的高技能人群中,而来自于高社会次序家庭或者低技能的子辈群体则对代际流动的反应不敏感。机制分析显示,地区收入不平等是代际流动影响人口迁移行为的重要传导机制,而个体迁入高代际流动地区会提高自身代际流动水平是其微观行为动机。在多种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下,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结论表明,人口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具有地区代际流动偏好,机会公平的发展环境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也是城市吸聚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区域与阶层代际流动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区域及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水平并考察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利用代际次序相关性的统计优势,借鉴和改进Chetty等(2014)构建绝对代际流动指标测度方法,利用社会地位指标测度区域和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水平差异。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复杂性特征,在不同地区及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显著代际流动差异,公共教育支出及收入不平等因素是影响地区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研究创新:基于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构建中国"区域-阶层"双维度的绝对代际流动指标,度量了中国区域层面不同阶层群体的代际流动水平。研究价值:刻画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代际流动的特征事实,从区域差异、阶层差异视角丰富了中国代际流动问题的相关文献,为相关政策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虚拟经济的发展抑制了实体经济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现有关于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文献大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且主要关注以银行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而对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关注不够。鉴于此,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2008年以来,实体部门企业自身的金融化总体上显著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且这种抑制在短期内主要体现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增长受限,而在长期则主要体现为民营企业的增长受限。(2)上述抑制效应在区域、行业和持有金融资产分类上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发达地区的企业挤出更为严重,对制造业的抑制更为显著,且企业持有房地产性投资资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更持久。进一步考察虚拟经济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机制后发现,影子银行的发展是虚拟经济抑制实体经济部门的重要渠道,地方融资平台也扭曲了不同所有制部门的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抑制了民营实体企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协调金融行业监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企环境、体制身份与人口迁移

制度环境是影响个体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国有环境作为重要的地区环境特征,其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有待检验的重要命题。文章通过匹配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出生户籍和家庭背景定义体制身份,实证分析发现:国企比重对不同体制身份个体迁移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城市国企环境会吸聚本地具有体制身份的高学历人群,而对低学历人群和没有体制身份的高学历人群则缺乏这种吸聚效应。从迁移行为的发生年龄看,20—30岁初次就业阶段群体的迁移行为,更易受国企环境和体制身份的影响。体制身份的这种影响在1998年国企改革之前更加明显,改革之后尽管还存在影响但影响程度显著下降,表明国企改革降低了国有环境对个体迁移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内生性并阐释国企环境的长期影响,文章使用建国初期苏联援建中国项目作为国企指标的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文章研究结论表明,传统国企环境导致了不同体制身份个体的差异化迁移行为,影响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流动,而国企改革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

中国区域与阶层代际流动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如何科学地度量代际流动指标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门话题。虽然相关文献广泛采用代际收入弹性这一指标衡量代际流动,但是这种对数一对数基本范式对于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并不稳健。与相对流动性指标,即父代对子代的影响程度相比,绝对指标更具有经济含义。绝对代际流动指标一般表示给定父辈的社会阶层,子辈未来的社会地位阶层预期或收入阶层预期超过父辈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