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典型现象”——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与启示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重镇,他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领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实验。“典型现象”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受到鲁迅与王瑶的启发。“典型现象”研究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呈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史认识与把握的独特理解。作为一种方法论,“典型现象”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

本文所关注的是 1 95 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新民歌运动”。通过对这一运动的发动、开展以及落潮整个过程的描述与呈现 ,考察这一运动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文学景观。这一运动牵涉到 5 0年代中后期共和国文艺与政治 (党和国家及其领袖 ) ,文艺与群众 ,文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和纠葛。对这些关系和纠葛的考察和厘清 ,将有助于把握与认识十七年文学乃至共和国文学的一些品质和特征。

“识字的政治”——略论建国初期的识字运动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

建国初期的识字运动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崭新的社会语境里,实现了政治翻身的工农群众通过识字教育,从沉默无声,走上了阅读、写作与语言表达的前台,这不仅使他们更自觉地参与到新的政治生活中去,也唤醒了一个阶级群体从未有过的生活尊严和社会意识。

试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

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当代大学生的消费道德现状亟待关注。高校和社会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大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从消费道德教育的现状和相关概念入手,论述了加强大学生消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给出了大学生消费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和途径。

重返“果园城”——师陀《果园城记》解读

《果园城记》是通过一个还乡的知识者("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了小城在衰落过程中出现的人、景、物、事。由于作品凸现了复杂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意蕴,含蓄深沉的美学理想,优雅明快的文笔,诗意的氛围,使"果园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小城。

关于“终南捷径”——对唐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的考察

"终南捷径"是在唐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衍生出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评价与分析只能采取知人论世的态度,把它放在唐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认清其本来面目。

关于唐克新的小说《沙桂英》——兼论“社会主义新人”“中间人物”的写作及其限度

在十七年时期的上海工人创作中,唐克新的小说《沙桂英》是一篇影响很大的作品。这不仅因为这篇小说代表着唐克新在创作上“新的探索与突破”,还因为小说发表以后,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在当时都引起了争论。论文在还原《沙桂英》的写作、发表以及争论的基础上,着重解读沙桂英、邵顺宝两个人物形象,并对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新人”“中间人物”的写作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十七年时期上海工人写作的历史描述

由于现代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不像欧美诸国有着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因此，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形象的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发达。1939年，周扬曾经总结说：“由于中国工人数量的稀少，年龄的幼稚，作家和工厂接触的不多，虽然前进的作家对这个新的社会力量极其憧憬，在思想上力图接近，但是要把这些新的人物描上艺术的画布，对于他们的面目，

大学生“村官”:彰显新的价值取向和政策意义

2006年,北京市将招聘2000名大学生村官,与乡镇政府签订为期3年的合同。此前一年,北京市平谷区已作为试点率先开始了一场采用政府雇员制方式下的“大学生村官”试验。32名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大学生到平谷区16个乡镇的农村任村主任助理或支书助理,他们为京郊“新农村”建设以及北京市全面推行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

“十七年”时期北京工人写作的历史考察

在近现代以来的城市现代性叙述中，有关北京工业题材的叙述并不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北京作为传统的文化古都，缺乏现代工业基础，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相比较机器轰鸣的上海，北京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与产业工人是稀少的。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与作家来说，北京城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田同诗般的乡土意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城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同都市”。

民国时期北京电影业

如果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可以比较的话,民国电影的成就肯定超过了绘画,可以和京剧不分伯仲.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由于当时清政府的保守与排外,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电影才进入北京.当时一些外国人携带着影片、放映机、发光器在北京的一些茶馆、戏院放映电影.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从欧洲归来时带回了放映机和影片在宫中放映,放映机中途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位官员.由此清王室把电影看作不祥之物,在宫中禁止放映.然而电影放映在民间反而增多起来,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寂寞的西三条二十一号院——朱安的晚年岁月

1926年8月26日,鲁迅携许广平南下,离开北京城,此时朱安47岁。自此至1947年去世,朱安在西三条二十一号院（现鲁迅博物馆）孤独地度过了20余年的岁月。对于鲁迅携许广平南下,朱安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但内心的落寞之情可以想象。当邻家女孩俞芳问及此事,朱安神情沮丧地告诉俞芳,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现在呢？＂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的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故都古刹与文人面影——民国作家与北京寺庙印象

民国时期北京文人多、寺庙也多，散布在皇城内外的大小佛寺、道观以各自的方式存在着，为信徒们洗涤心灵，也与前来参拜的文人结下不解之缘，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和身影。

记忆中的东方饭店

人们对老北京的记忆看似无形，实际上却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记忆的河流中，那些楼房、雕塑、街衢、遗址、标志乃至片片点缀都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蕴涵着城市变迁印迹的文化符号与历史见证。

风口浪尖的红色文艺理论家

文艺理论家陈涌于2015年10月4日在北京逝世。相对生前显赫的地位和曾经引起的热烈争议，这位96岁老人的离去所引起的话题略显平静而冷清。陈涌原名杨思仲，1919年出生于广东，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鲁艺学习。这成为他人生一个转折点。当时鲁艺的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等部是他的老师，也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

一位人文学者的忧思与愿景

在《梦话录》中,钱理群希望青年读者内心葆有"黎明的感觉",不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挫折、磨难和打击,永远用新奇的眼光打量世界,对新鲜的东西保持旺盛的热情,活出生命的诗意和庄严。

新中国工人写作史上的“南胡北万”(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工业化的逻辑开始全面浸入城市生活,新中国的城市呈现出单一的工业化功能。像上海、天津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拥有的都市文化方面的意义与属性已十分模糊,而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特征得到彰显。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形塑了新中国城市的性质,也左右了这一时期有关文学的叙述与想象。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工业题材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扶持,工业战线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一片崭新的想象天地。

试析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接受与阐释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周扬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面对新的革命形势,周扬抛弃左联时期对鲁迅的成见,从错误与挫折中重新认识与学习鲁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线,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阐释可分为两个阶段。《讲话》之前,周扬着重从精神层面阐释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表现了更多的个人化的思考;《讲话》之后,周扬重点阐释鲁迅以及他所表征的话语力量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资源意义。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阐释是中国左翼理论对鲁迅进行阐释的重要一环,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民族救亡有内在关联性,对其产生背景及相关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