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权能强度和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基于六盘山区甘肃片458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LS回归、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产权权能强度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以国家赋权、社会规范及行为能力维度表征的农地产权权能强度,均对农地转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非农就业在国家赋权和社会规范对农地转出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外出务工时间在上述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具有调节效应,而行为能力这条路径并不存在调节中介效应。基于此,农地权能应进一步向农户层面转移,有效激活制度效能,激活生产要素活力,政府应探索完善农地退出的补偿方案和政策,强化农户非农就业技能培训,以实现农地资源更深层和更广范围的优化配置,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中国乡村聚落时空分异及人地类型划分

农村人口和土地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乡村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空分异反映特定时期的农村人地关系。综合运用热点分析、数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基于人口资源、空间占用、经济依赖和权利捆绑四个层面构建人地关系综合表达模型,探讨2005-2020年我国省域单元农村人地关系时空分异特征,并根据人地关系的多种表现因素将人地关系归纳为人地分离、人地依存和人地独立三种状态。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资源、空间占用、经济依赖和权力捆绑均呈现出典型的高低值集聚特征,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乡村人口活力较高,同时耕地保护与土地流转政策实施的压力较大。(2)我国农村人地关系呈现时空差异性且变化趋势明显。(3)不同省份农村人地关系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

微观视角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兰州市红城镇为例

宅基地退出的对象以农户为主,畅通宅基地退出渠道的关键因素是了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本文利用兰州市红城镇下属6个自然村农户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有意愿退出宅基地的农户仅占样本的38%,农户对于宅基地的退出意愿相对较低;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外出就业是否稳定、家庭农业收入、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口数、是否购买了住房、宅基地所在区域、对宅基地政策是否了解、宅基地在养老中的作用。因此,要充分结合当地农户意愿,分群体提出不同退地方式,为退地农户提供就业保障,做好退地后续保障工作,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基于区位条件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选择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农村居民点区位条件的优劣是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重要依据。该研究以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居民点与县城、建制镇、聚居区、县级以上公路和河流的距离及引力值、居民点所处地形条件等区位因素构建了区位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研究区,运用ArcGis9.3的NERA工具和统计功能,评价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区位条件并进行分级。在不打破村界的基础上,对居民点区位条件总分值进行面积加权求和,求取各行政村的区位条件总分值,并根据频率突变点将区位总分值划分成5个等级,根据区位等级的高低并结合不同区位条件下各居民点现状特征以及区位限制因素提出了与区位等级相对应的整治模式。研究结果强调区位条件主导下的整治模式同时综合考虑了不同区位条件农村居民点的优势和劣势,不同整理模式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可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提供有效参考。

新农科背景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在新农科背景下,高等农林院校进行创新人才培养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基于此,以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分析培养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从优化课程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优化教学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革新,旨在更好地培养新农科背景下的创新人才。

基于多因素综合评价的居民点整理时序确定

为了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构建了"潜力大小-斑块复杂程度-区位条件优劣"多因素评价体系,从农村居民点斑块形状复杂程度以及所处区位条件的优劣两方面分析其整理的难易程度和必要性大小,并将农村居民点分为"一级必要整理斑块"、"二级必要整理斑块"和"三级必要整理斑块",最后结合整理潜力分级结果将玉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划分为近期整理、中期整理和远期整理。结果表明:玉门市农村居民点潜力较大涉及22行政村,面积960.31 hm2,主要分布在昌马盆地区和花海绿洲平原区以及赤金-清泉绿洲区的部分行政村,潜力一般涉及32行政村,面积2 053.72 hm2,主要分布在玉门镇老城区以及玉门绿洲地区大部分行政村,潜力不大涉及3个行政村,面积304.90 hm2,主要分布在玉门新市区城市规划范围内的部分行政村;玉门市一级必要整理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1 291.08 hm2,二级必要整理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1 712.2 hm2,三级必要整理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315.64 hm2。通过叠加居民点整理潜力及整理优先度分级结果图层,得出玉门市近期需整理农村居民点426.05 hm2,中期需整理635.40 hm2,远期需整理2 257.48 hm2。该文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确定提供一个新思路,为玉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Arcgis支持下的农牧交错地带县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以甘肃省康乐县为例

以甘肃省康乐县第2次土地调查Shape数据为源数据,在Arcgis的支持下,运用景观格局原理和Frag-states软件,综合利用各种斑块面积指数、斑块边界指数、斑块形状指数、斑块密度指数等指标,对甘肃省康乐县景观格局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康乐县的优势景观为耕地、林地和草地,分别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63.51%、12.48%和9.27%,其他景观类型呈补丁状分布;各景观类型面积大小差异较大,与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外界干扰影响了一系列斑块性质;研究区内景观类型发育成熟,景观类型较多且分布均匀,同时,景观结构较为简单,异质性较低,其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破碎化指数分别为1.560 3、0.520 8和0.032 4.

基于项目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研究——以北京市14个土地储备项目为实证

文章分三个环节构建了土地增值收益的测算公式,并以北京市14个土地储备项目为研究对象,实证测算了土地征购—一级开发—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过程土地增值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比例。研究发现:(1)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原住民所得比例最低,原住民、政府、开发商的平均分配比例分别为24%、31%、45%;(2)不同项目土地增值收益在三方主体中的分配比例无明显规律;(3)在区域分配格局上呈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土地增值则越高"特点。三个环节土地增值收益获得主体所得收益差距较大,反映不同环节分配机制的差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缺乏固定机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制度安排和衔接中暗含"争抢"机制。

基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实证研究

在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土地资源的市场化运作使得债务融资模式有了'杠杆'。土地出让收入既是地方政府当期举债的资信依据,也是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渠道,在这种债务绑定土地收入的情形下,土地价格走向对地方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形成了约束,使得政府债务对土地价格存在正向影响。本文采用2009—2013年全国30个省(西藏自治区除外)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土地价格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研究表明:土地价格、土地出让收入与政府债务规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人均GDP与地方政府债务呈负相关,政绩考核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过度依靠投资成为债务扩张的主要内因,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提供了可能,进而使得土地价格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同时发现除中西部地区,财政缺口与地方政府债务呈负相关,表现出'主动负债'的特征。

基于脱钩分析方法的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武威市为例

基于脱钩分析方法,选取建设占用耕地量、非农GDP产值两个指标作为主要指标,并对非农GDP进行重新界定,改进了脱钩的研究方法;采用1998-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武威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武威市2001-2012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GDP的关系主要呈现出5种状态,即强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衰退连接和弱脱钩,表现为强脱钩和弱脱钩的状态期数合计占统计期数的67%,总体上有6个年期处于强脱钩状态;(2)脱钩弹性曲线总体上表现出"M"型变化,呈现出"非理想状态-畸形状态-理想状态"的周期性变化,且武威市近3 a都表现为脱钩的理想状态,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3)耕地保护政策落实、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等是促进脱钩的主要原因,与武威市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证明改进后的脱钩分析方法可准确反映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信息熵的兰州市各县区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借助信息论的信息熵原理,并引进空间扩展强度,揭示了兰州市各县区建设用地结构的熵值特征和演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兰州市建设用地变动的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兰州市建设用地信息熵持续上升,均衡度也呈上升趋势.2000～2008年,兰州市建设用地的内部职能类型较丰富,各职能类型土地面积相差不大,总体均衡度相对较高,但各县区建设用地信息熵差异较大.影响兰州市建设用地变动的主要因子有:人口、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其中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城镇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

论土地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土地科学学科体系提供依据。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土地科学问题研究分散于相关学科中,缺乏学科地位和完整学科体系支撑;土地科学与部分学科之间存在一定的基础理论交叉,与部分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局部交叉。研究结论: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要素的多样性与完整性,决定了土地科学问题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他任何学科只可以局部研究而无法完整替代。

基于GIS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以合水县为例

选取植被指数、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土地生态风险强度指数和环境地质综合评价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建立基于GIS的合水县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系统,得到合水县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分布及其变化图.研究表明：合水县土地生态安全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城镇较少,而林地分布较多的地区,城镇密集地区土地生态安全程度较低.1990-2010年间合水县土地生态安全程度总体提高,其分布及变化情况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主要受产业布局政策、生态保护措施的影响.

青藏高原草地物候动态及其对驱动因子的响应

植被物候动态是多重因子影响的结果,尤其在对外界扰动响应敏感的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本研究利用2000-2020年MODIS 16 d合成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ation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数据,选用动态阈值法提取了青藏高原逐年的植被物候期,探究了青藏高原草地物候动态变化及其对驱动因子的响应。结果表明:1) 2000-2020年青藏高原草地生长季始期(start of the growing season, SOS)从西北向东南呈提前趋势,每年提前约0.19 d;草地生长季末期(end of the growing season, EOS)整体呈推迟趋势,每年推迟约0.19 d;草地生长季长度(length of the growing season, LOS)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长。2)风速和连续5 d最大降雨(yearly maximum five-day precipitation, RX5day)是影响草地LOS的主要因素,且因子间两两交互作用要强于单个因子对植被物候的影响,尤其表现在RX5day与温度和风速与温度之间的交互。3)草地LOS与风速和RX5day的回归系数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藏北高原草地LOS随风速增大而变长,随RX5day增大而变短。青海高原和藏南谷地的草地LOS随风速增大而变短。川藏高山峡谷区草地LOS随RX5day增大而变长。综上,本研究可为研究区内生态系统保护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甘肃永靖工业园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

通过构建工业园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理想值指标推算法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过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采用集约度分值法对甘肃永靖工业园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甘肃永靖工业园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综合分值为76.48%,园区土地集约利用处于中度集约到高效集约利用的过渡期.内部各要素不协调是制约该区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浅析土地储备融资与地方债务的关系

土地储备作为城市土地出让制度的配套制度,其在地方政府实施城市土地供应、调节市场供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土地收购储备过程中,需要进行征地、拆迁、基础设施改造与建设等,要占用大量资金,因此地方政府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这就与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实践中土地储备融资占用了多少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及其与土地财政的关系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乃至其可能引起的风险日益引起社会各界重视,而地方政府债务与土地财政往往具有密切联系。该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时序变化、债务结构、债务投向等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判断地方债务风险状况,及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关系,为合理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依据,并提出防控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政策建议。

公共利益范围界定及征地目录制定思路

如何＂缩小土地征收范围,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录,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已成为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重点。 我国从立法层面始终坚持＂公共利益＂征地的原则,如《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均有相应界定,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且,政府遵循＂公共利益＂原则行使土地征收权,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黄河流域甘青段生境质量时空特征及其地形梯度效应

区域生境质量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重要体现,明确不同地形梯度下黄河流域甘青段生境质量变化量的增益减损,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运用InVEST模型评估了1990、2000、2010年和2020年黄河流域甘青段生境质量的时空变化以及不同地形梯度下生境质量的增益减损情况。结果表明:1990、2000、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青段年均生境质量指数分别为0.775、0.774、0.774、0.778,呈先小幅下降继而显著上升趋势,空间上呈“东西增强、中部减弱”的态势,且增益面积大于减损面积。1990、2000、2010、2020年区域生境退化度指数分别为0.01514、0.01523、0.01524、0.01478,呈先小幅上升继而明显下降的趋势,空间上表现为生境退化区面积高于生境优化区面积,退化区集中在甘肃省。黄河流域甘青段生境质量总体表现为在地形梯度最低等级(Ⅰ级)时最差,最高等级(Ⅴ级)时最好,其中高程为Ⅲ级时最高,坡度为Ⅳ级时最高。除高程外,黄河流域甘青段生境质量在各地形梯度下总体表现为Ⅰ级时增益最优,Ⅴ级时减损最大,其中在坡度Ⅴ级时处于完全减损状态。生境质量的时空特征及地形梯度效应可为黄河流域甘青段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不同退化梯度下植被蒸散发的时空格局研究

全面深入地了解青藏高原蒸散发与植被退化的关系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MODIS16A2数据分析青藏高原及其14个子流域蒸散发的时空格局,同时选用MODIS NDVI及GIMMS NDVI3g数据采用像元二分模型计算青藏高原植被覆盖度,进而识别青藏高原植被退化梯度和植被变化区,以此探究2001—2020年青藏高原不同退化梯度和不同植被变化区蒸散发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1—2020年青藏高原蒸散发呈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中部低,东南高的态势,14个子流域中羌塘高原区的蒸散发最高,黄河流域的蒸散发最低,同时大部分地区蒸散发未来将呈现下降趋势。青藏高原各植被类型中灌木的蒸散发最高,其次是森林和草地。2001—2020年青藏高原植被退化不断减弱,各退化区蒸散发的均值排序为:未退化区>轻度退化区>极重度退化区>中度退化区>重度退化区。青藏高原植被恢复区集中在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周边区域且植被恢复区面积高于植被恶化区,各植被变化区的年均蒸散发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呈植被恢复区>植被不变区>植被恶化区。识别青藏高原植被退化梯度及植被蒸散发的时空特征能为当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高寒植被退化的恢复治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