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特征——谢元鲁教授访谈录

中国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访谈中,史学界知名学者谢元鲁教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兴起于晚明;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特征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了解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女诗人薛涛与唐代成都

薛涛所生长的唐代成都城市繁荣,有崇尚文学,喜爱诗歌的社会氛围;主蜀长官大都文采斐然,能欣赏和爱护薛涛;蜀中文化传统对妇女较为尊重和宽容;成都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风貌,又有发达的造纸工艺,这些因素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再加上薛涛自己的文采,从而造就了她的千古诗名。

交子名称含义再考释

学界对交子的名称和来源有多种解读。其实,交子的“交”除“交纳”、“交换”之义外,还有相互平衡之义;交子的“子”,因子母相权,铁钱为母、纸券为子,取以子换母之义。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主要包括异姓兄弟和异姓父子两大类。它的发展,从宏观方面来看,与王朝嬗替中传统社会组织的稳定与解体互相联系;而从微观运行来看,又与虚拟血缘关系在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方面具有较高的运作效率以及较低的社会成本密切相关。正因为此,虚拟血缘关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宗族社会与王朝政权控制力下降或解体时,社会边缘族群及下层社会组成新的社会集团时的重要选择。在宋代以后,虚拟血缘关系中的异姓兄弟,由于对王朝的稳定构成巨大的挑战,受到历代王朝日益严厉的压制以至禁止,但因其组成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较低社会组织成本和高效率,却在明清时代成为民间秘密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

论市域旅游的中心—边缘结构及旅游要素配置——以成都为例

我们以成都为例,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市域旅游要素配置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变迁规律进行了研究。市域旅游的中心—边缘型结构开发模式的变迁,首先是旅游要素向中心城市高度聚集,这种情况引起旅游成本的上升,旅游收益不断递减,从而使旅游要素由中心城市向旅游资源富集的边缘市镇扩散和转移,形成次级和再次级旅游中心。中心—边缘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与市域旅游中旅游形态的变化和边缘区旅游市镇的旅游功能定位、文化与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较高的文化资源开发程度和旅游形态向休闲旅游的转移,会促进旅游要素的再配置,从而使市域旅游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变化。

试论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变迁的特点

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在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即历代政区的变迁呈现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共存，设置政区的等级和密度受人口、形势、经济影响很大，县级基层政区较为稳定而一、二级政区变动较为频繁，边疆政区设置受民族因素强烈影响而出现与内地政区的差异。这些特点，是符合中国历代王朝对广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行政治理需要的，同时也对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力，以至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论中国古代国家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监察制度 ,具有监察系统的独立性与垂直领导性 ;监察官吏的任职官小、权大、赏厚、罚重 ;监察权与检察权分离 ;监察系统内部实行互察制度 ,外部又被其他中央机构监察 ;固定监察与巡视监察相结合 ;建立谏官系统 ,实行对最高统治者的监督等若干特点。这是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的条件下的权力制衡制度。其设计的得当与运用的有效性 ,使官吏的腐败速度与皇权的滥用受到一定控制。延续二千多年的御史监察系统及其运用 ,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

论唐宋社会变迁中平等和效率的历史转换

唐宋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特点是在经济制度与运行方式上由注重平等转向注重效率,在政治制度的运行方面则是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平等。唐代后期至五代中央政权统治能力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以及宋代统治集团为保证制度的稳定性的需要,是唐宋之际政治行政领域由效率向公平变迁的内在动力。但是,在唐宋社会演变过程中,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无法协调,终究使唐宋的变革最终停滞,使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

一 我认为唐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而政治制度则由注重效率演变为注重平等.

汶川大地震后四川旅游业的重建对策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使作为四川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受到沉重打击,地震波及地区,包括了成都及四川的重要旅游景区景点、以及通往主要景区的交通线所在区域。如何在"5.12"汶川大地震后恢复四川旅游业,就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认为,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在灾后重建四川旅游业,可以采用启动市场、震后营销、重新规划、突出重点、阶段推进、文化重塑、探索新路的方针。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谢元鲁隋唐构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由于皇位继承冲突而导致的宫廷政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诛杀，几乎贯芽于隋唐至五代近四百年的历史。因此，与皇位继承制度有直接联系的太子与诸王同样经历了权力与地位的升...

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

作为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最高控制器和调节器,唐中央政权必须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动态,以便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这是中央政权决策过程中极其关键的环节。为此,唐中央政权建立了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地方各级官吏向中央作定期或不定期的报告,还是远远不够的,仍然可能出现虚报、隐瞒等行为,使中央得不到真实的和完整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唐代中央政权在建立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另一个从上而下的出使监察制度,即由中央直接派出各种使臣到各地了解监察地方州县的情况,以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成都环都市乡村旅游带的升级更新

中国乡村旅游热的兴起与成都环都市乡村旅游圈的形成,是成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背景。本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种模式,并且着重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与成都模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乡村旅游进一步升级更新的若干方式与途径。

《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作者考

《岁华纪丽谱》、《笺纸谱》和《蜀锦谱》的作者,从明代以来都认为是元代的费著。但根据谱中的内容、文字及官职、政区沿革分析,三本书应是宋代文献,不可能是费著的作品。其直接出处可能来自编纂于南宋时王刚中的《续成都古今集记》和袁说友的庆元《成都志》,而其间接文献来源,则可能上承北宋时赵的《成都古今集记》一书。

北宋前期四川铁钱币值与流通地区的变化

宋代的四川是铁线流通区，由于北宋初年实行上供政策的结果，四川地区的铁钱与铜钱的比值由五代后蜀的2．5：1急降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的14：1，从而对四川的货币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宋朝廷采用增铸铁钱和允许银钱入川的办法，提高铁钱的币值，从而使铁钱与铜钱在太平兴国以后基本稳定在10：1的比值上。

气候变迁对古蜀时期农业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气候中的温暖时期,而商周之际四川盆地的气候出现温暖向寒冷的转换并发生洪水等灾变。这一气候转?时间正好与古蜀历史上杜宇王国取代鱼凫王国大致同时,导致蜀地农业发生由采集农业向耕作农业的转变,也是稻作农业在蜀地开始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