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永佃制与小农经济的延续——中国农业农场化经营的思考

永佃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它的产权结构在理论上具有激励土地流转和集中的功能,但在传统农业社会,永佃制不但没有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反而使小农经济得到强化和延续。中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是一种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实行农场化经营是中国农业摆脱小农经济束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理想而可行的变革方向,推进农场化经营需要对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土地供给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城市化不平衡发展的视角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探讨了土地供给、城市化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在土地垄断供给机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偏重空间城市化、忽视人口城市化的城市发展倾向。这一倾向推动了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但城市吸纳农业人口转为市民的能力相对不足,从而导致了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不平衡发展。城市化不平衡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无法有效向城市迁移定居,不能平等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利用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垄断更多的国有土地供给会显著加剧城市化不平衡发展程度,并通过城市化不平衡发展这一作用机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推进土地供给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壁垒,加快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均衡发展进程。

劳动力迁移、农地制度与土地使用权流转

本文分析了土地产权残缺和劳动力迁移不完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通过构建农户决策模型说明土地产权残缺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范围和形式;而劳动力迁移不完全则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控制权偏好,抑制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形成一个活跃、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就需要综合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农地经营规模与效率研究综述

本文从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并对国内理论界就农地规模化经营问题讨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表明,农地规模经营与效率的关系往往因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国应该全面考察发展中国家农地规模经营低效率的原因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现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实际,审时度势地实行农地规模经营。

企业家才能配置与土地集中效应差异——18～19世纪中国与英国的比较

本文通过企业家才能配置模型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圈地运动产生的经济效应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表明,中英制度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两国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存在着差异。圈地运动时期英国的制度环境促使地主阶层成为一个经营者阶层,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兴起、技术革新和农业飞跃发展;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则鼓励企业家流向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兼并土地后并不直接经营,而是成为食利阶级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取收入,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抑制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为什么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基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

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基于同时考虑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中国式分权视角,对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现象进行解释。理论分析表明,在由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相互嵌入构成的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政绩,具有偏重推进空间城市化、忽视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动机。利用2000年~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因此,为了实现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中国需要对现行财税制度和地方政府治理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农地转让权不完全与农村劳动力非永久迁移

通过建立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两方面探讨农地转让权不完全对农村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不完全的农地转让权限制了农民的信贷融资能力,抑制了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这不仅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过程中无法将土地财产转移到城市,还增加了迁移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迁移劳动力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难以在城市永久定居,只能以付出简单劳动力的方式进行非永久迁移。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不完全的农地转让权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倾向于非永久迁移,而改善土地转让权则有助于推动劳动力永久迁移。

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探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实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农业土地集中与工业化发展关系研究

农业土地集中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理论模型和国际经验两方面分析土地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农业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分散的、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方式则是一国工业化启动时间滞后和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国际经验比较分析进一步表明,土地集中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结论为当前中国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是未来中国提高农业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顺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永佃制的结构、演化及对现实的启示

永佃制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它是历史中人们在面临人口增长压力下,比较不同土地制度的相对利益而自然选择的结果。永佃制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制度,它的产权结构对地主和佃农都提供了激励。文章的土地制度演化博弈模型说明,在未受人口压力扰动的情况下,永佃制和定额租制是两个吸收域,人们选择哪一种土地制度依赖于其所处的初始条件;在人口增长的持续冲击下,永佃制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的制度。研究永佃制的产权结构及其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怎样实现农场化经营提供了启示。

中国的劳动力迁移为何不同:一个城市政府行为模型

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进行非永久迁移,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鲜明特征。基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中国式分权体制,构建一个城市政府行为模型探讨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现象的决定过程和形成机制,得出结论: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政策是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制定的;在中国式分权体制的影响下,城市政府具有偏重劳动力非永久迁移而忽视劳动力永久迁移的制度激励。只有改变这种局面,才能实现劳动力从非永久迁移向永久迁移的转变,且这种转变既有利于推进人口城市化,也有利于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

交易成本、制度变迁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提高了交易成本,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文章运用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并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变迁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社会资本、产权与经济绩效

有保障的产权对经济绩效至关重要,对产权和产权运用的制度保护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有保障的产权制度是一种稀缺性制度资源,社会资本是推动形成有保障的产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土地集中效应差异化假说——农业经济时代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时代土地集中效应比较

土地兼并和集中是中国历史上土地关系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土地高度集中;土地的兼并和集中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本文重新检视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集中问题,并在对农业经济时代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土地集中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土地集中效应差异化假说,说明农业经济时代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土地集中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效应。本文旨在为推动我国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供理论支持,从历史的高度认识和处理现阶段土地流转和集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辽宁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5年—2008年辽宁省十四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及显著性水平图定量地研究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辽宁省各城市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着依赖性和异质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支出对辽宁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而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基于分析结论,本文提出打破地区间行政限制、加强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政策建议。

土地供给结构扭曲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策略性的土地供给行为造成的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土地供给结构扭曲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上表现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域分布、规模和资源禀赋上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会通过阻碍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抑制城市技术创新这两个途径降低绿色经济效率。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单一,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农民负担。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在现实条件下,实行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种合适的选择。文章主要就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进行具体的探讨。

南北城市功能差异与南北经济差距

文章从中心城市增长极作用差异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南北方经济差距扩大的成因和作用机制。理论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南方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及其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北方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则相对较弱,这种南北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南北中心城市极化作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形成机制的影响,南方地区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主导形成城市,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构成了一个经济有机体;北方地区的城市则更多依靠行政机制向周围吸取资源,形成了一个资源向中心城市单向流动的资源堆。这种不同的城市形成机制塑造了南北中心城市的功能差异,最终导致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基于2008—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南北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极化作用差异,而这种极化作用差异对南北经济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形成机制是影响南北中心城市功能差异和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越是依靠市场机制形成和扩大中心城市的地区,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从而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

考察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是研究农村养老问题的学术起点。面对低效率的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各地纷纷进行了制度创新,形成了一些新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耦合的过程。

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创新能力——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大量过度供给工业用地和少量限制性供给商住用地的供地行为,导致大量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产生严重的土地资源错配。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大量供给工业用地、少量供给商住用地所导致的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选取工矿仓储用地供给面积占土地供给总量比重作为衡量土地资源错配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之间的资源错配显著降低了城市的创新能力,一个城市的工矿仓储用地供给面积占土地供给总量比重越高,其创新能力越低。上述发现在从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价格比值角度更换指标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偏向、产业空心化、制度环境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渠道抑制城市创新力。因此,为了提升城市创新力,一个有效的途径是要优化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的供给结构,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