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1949年香港左翼文坛对“萧军批判”运动的宣传与讨论

1949年香港左翼文坛对东北"萧军批判"运动进行了热烈的宣传与讨论,大致经历了前期的以转载、引述为主的宣传报导,中期的聂绀弩与林默涵关于批评态度是否"严刻"的争论和后期的传达上级决议与指示精神的三个阶段。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日益明朗,即将离港北上的香港左翼文坛从"《文化报》事件"中汲取了最新的理论资源和批判经验,拉近了他们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关系,加深了这批旅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认识,参与"萧军批判"运动的这段经历,是他们提前了解、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新局面和新任务的一次"预习"。

废除汉字论说中的批判与启蒙——论“大众语”论争与鲁迅后期思想

本文通过历史还原的方式解读鲁迅在1934年"大众语"论争时期的废除汉字论说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他的后期思想特征。鲁迅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自晚清以来便不断倡导的以废除汉字为旨归的激进论说,而是凭此呈现了以"生存""埽荡废物"为基点的批判立场与以"立人""改革进步"为旨归的启蒙诉求。鲁迅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下并受到左翼激进思潮影响的论说,深刻地蕴藉着他在对待社会现实与文化改革方面的思想在其后期的演化。

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机制——以1930年代赵家璧的编辑出版活动为例

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商业出版运作方式及赵家璧针对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活动反映了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紧密"接轨"的现象,并由此造就了左翼作家的生存空间,也使得左翼作品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业实现了从国民党文化专制中的突围。从根本上说,正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存在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矛盾"与"制度张力"提供和建构了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机制。随着左翼政治文化潮流在读者中的普及,出版业实际上在市场竞争和商业盈利目的的驱使下起着不断冲击国民党专制之网的客观进步作用,而以"左翼取向"转变了良友公司原有出版风格的赵家璧本人,则为左翼作家作品与商业出版模式的结合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现代”的文学与“民国”的四川--对沙汀1930年代小说的历史化读解

川籍左翼作家沙汀致力于对军阀时代四川农村苦难现状进行艺术性地再现,在其193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中谱写了步入"民国"后处于军阀治下的西蜀农村的苦难悲歌。在文学与历史交互关系的视野下,就沙汀的三篇代表性作品《丁跛公》《在祠堂里》和《代理县长》进行本土性的历史化读解,以发掘这些为数不多的以军阀时代的四川农村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背后严峻而厚重的历史内涵。本文指出,沙汀通过熔铸自己切身经历和生活感受,通过对军阀时代四川农村苦难现实进行文学再现,在四川乡土题材的创作中将审美维度的"现代性"与历史维度的"民国性"实现了有力的交汇与生动的融合。

左翼文学刊物非商业性出版运作的困境——以郑伯奇主编《新小说》为例

左翼作家郑伯奇主编《新小说》这一反映左翼刊物在非商业性出版运作中失利的具体事例与其同事赵家璧成熟的商业出版理念与方式呈现了鲜明的差异,同时也为左翼文学潮流与市场经济的出版运营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份反向的佐证。左翼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生存传播并非纯粹依靠其政治标签,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其在商业出版领域的成功运作。只有从非商业性运作的困境中突围,实现左翼文化产品与出版市场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环节上的畅通,才能根本从物质层面保证左翼作品成为1930年代文艺的"主潮"。

从穆旦到纪弦:“现代性”的认知偏失与“民族性”的诗体缺位

现代主义诗歌在与西方异质文化碰撞中对"现代性"的某种理念认知的偏失导致了走向忽视中国化而过度西化的倾向,文章以穆旦和纪弦为例,讨论两者诗作中出现的现代性的认知偏失与民族性诗体的缺位,进而指出目前新诗仍然面临并须重视反拨现代性执迷与重拾民族化诗体建设的历史使命。

《红楼梦评论》与新文学悲剧性现实主义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念,《红楼梦评论》带来的对《红楼梦》的悲剧性现实主义的认知对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倾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新文学的作者们从中借鉴吸取了创作动力,奉献了新一代的经典作品。

探寻真相 重塑英烈--评《不能忘却的记忆--追寻新四军杰出的青年戏剧家李增援》

他曾就读于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也是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他于20世纪20年代末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军兴,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队)组(队)长、剧团副主任、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第一师战地服务团主任.他创作的独幕剧《盲哑恨》通过盲哑人痛斥亡国之恨,控诉日军与汉奸的罪行,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和投身抗战的热情,在陪都重庆公演后陆续被国统区进步剧团剧社搬上各地舞台,并被收入各种抗战戏剧集,风靡一时.

“转折”之际与“经典”之前:1946-1949年的《围城》批评及其文学史意义

通过考察《围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到“左中右”臧否的时代际遇,本文旨在揭示1946—1949年的《围城》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时期及小说经典化历程上的独特文学史意义。以自由主义文学观为基调的中间派与右翼方面虽初步概括了该作的成就与瑕疵,却未取得较高的理论建树;左翼作家的相关评说则既有偏激过火的批判,也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创见。这既为后世“立此存照”般地展示了现代-当代文学转型之际自由主义与左翼文学批评范式的对峙情形,又作为《围城》批评的“起点”而映照出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追认”相当程度上正是对此前自由主义文学价值观的接续与重拾.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旅港左翼诗坛的政治讽刺诗歌(1946—1949)——以黄宁婴、沙鸥为代表

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左翼诗人纷纷南下香港,旅港左翼诗坛由此蓬勃兴起,政治讽刺诗成为创作重点。“《中国诗坛》同人”的旗帜人物黄宁婴和“《新诗歌》同人”的中坚力量沙鸥,并为旅港左翼诗歌工作者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可以以点带面地认识到旅港左翼诗坛在政治讽刺诗歌的创作上的基本风貌。身处港九的黄宁婴、沙鸥与国统区的“马凡陀山歌”的作者袁水拍一道,共同构建了政治讽刺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下半期的基本风貌,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此时期左翼诗歌在非解放区的典型样态。

历史困境中的乡绅与佃农——“民国”情境下的《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基于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型":破落的乡绅与破产的佃农之上的人物创造,使得《一千八百担》这一文本深植于农村社会急速衰败的"民国"情境之内;而通过解读、还原历史原型,并使其与小说的核心环节互为阐发,又令这篇经典作品焕发了历时性维度上的别致光彩。在历史现象与文学场景的交织中,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置于"左翼文学""社会分析小说"等坐标系上来认知的《一千八百担》继而便呈现出了与这些定位既相互联系却又别具一格的面貌,即小说在生动呈现了乡绅困于破落与佃农陷于破产之不同境遇的同时成功地涵容了鲜活的"民国"情境,这使得此作保持着文学与历史之间紧密呼应的内在张力,也为后世持续不断的欣赏与读解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可能。

论赵家璧的角色立场与职业身份特征——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为例

赵家璧对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现实考量,体现了其基于规避政治与经济风险的"政治局外人"与"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和基于追求符合商业出版效益的"职业编辑出版人"的身份特征。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赵家璧一方面以一种既可自我保全又可延续自我的有效应对之策,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贯彻了个人的政治态度和编辑理念;另一方面又以其职业身份为立足点,从商业性出版的目的出发与其"左翼取向"的价值理念达成了相互的妥协与契合。赵家璧的编辑实践对今天的启示是,编辑应积极地去适应时代环境,规避不利条件,扩展活动空间,既要注意市场需求,又要体现鲜明的编辑风格与正确的出版价值追求。

穆时英的创作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通过解析穆时英初登文坛时赢得"普罗小说中之白眉"的称誉和之后作为"新感觉派圣手"这两个表面上差异极大的称号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说明无论是"普罗"还是"新感觉"都是同一种先锋性在两类面貌上的呈现,"南北极"般的作风变异对穆时英来讲实际是自然过渡的结果。而这一个案的出现也为在文坛上还处在"混流"状态的普罗—左翼文学与新感觉主义两股潮流的"分流"提供了历史契机,反映出1930年代初期的一次由左翼文坛发起的对一时"混流"的新感觉派进行辨识、批判进而"分流"的过程。

“表现香港”“夺回读者大众”与“夺取黄色堡垒”——论《虾球传》之于旅港左翼文坛的意义

黄谷柳的《虾球传》之于解放战争时期旅港左翼文坛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三点:左翼文学创作与本土题材相结合,成功地实现了"表现香港"的目标;争取、"夺回"了港粤广大的小市民读者大众;有力地冲击了本地的"黄色文艺堡垒"。三方面的突出表现,正是几乎所有来自左翼阵营的好评的立足点所在,旅港作家一再表明了对《虾球传》取得的这几项关键成绩的高度认可。纵观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旅港文艺界的创作履历,《虾球传》的确有资格被认为是南下作家们所能拿出来的最有代表性、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艺成果。

“西化”的过度与“化西”的失落——以穆旦诗歌为例

现代新诗在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去中国化”与“非诗性”的倾向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以穆旦为例，可以从检讨他诗歌创作与理论中的过度“西化”与“化西”失落的缺陷中认识到，重拾新诗本体建设的历史命题才能走向完整与成熟。

陈梦家新诗研究回顾与展望

陈梦家（1911—1966）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身为诗人的生涯约有7年时间,尽管陈梦家的新诗创作历程相对短暂,但是他仍然是现代诗坛上一位不可忽视的诗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旅港左翼影剧界的集体批评——“七人影评”新论

“七人影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旅港左翼影剧界开展的集体批评活动,也是中国电影处于重大历史转型之际的一个典型事件。“七人”应被视为旅港影剧工作者群体的代称,其国片批评鲜明地反映了电影的“教育工具”论,新发现的“笔伐篇”则暴露了左翼影评极端化的偏失。“七人影评”不仅体现了战后初期左翼电影集体批评的特定样态,更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至“新时期”前影评活动的普遍特征。

1946—1949年文协香港（港粤）分会考论

1946年2月成立于广州并于同年夏迁至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香港(港粤)分会,不仅是抗战后会员数量最多的文协分会,也是其唯一的海外分会。它积极利用位处英殖民地的特殊地缘条件,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文艺工作,成为了当时文协旗下极为活跃、并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分支机构,起到了担负旅港文艺界统一战线主力的历史作用,为将“孤悬海外”的旅港左翼文化人纳入到与祖国内地同一脉搏的文艺运动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