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出门远行》对余华的意义

《十八岁出门远行》以荒诞的非理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在暴力创伤的刺激下感性的“自我”如何诞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结构,对余华有着原点的意义。以此为基点,继续追踪“自我”的流变,分析了余华从“先锋写作”到“民间写作”的创作“线索”,考察先锋文学的转向、续航以及自我救赎的可能,并谈及其周围的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提出极端的“向内转”同时面临着自我限制甚至自我瓦解的危险,九十年代的“民间写作”可以视为内面自我的打开,也是启蒙主体的隐藏以及消解。这与其说是一次“转向”,不如说是先锋文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救赎,既包括叙述方式的调整,也包括余华人生观的调整。“先锋”是一种精神,具体表现是求新求变的文学内部自我调整的动力机制和现代主义的精神探寻,在这个意义上,余华是永远的先锋派。

论鲁迅对启蒙的怀疑——从《狂人日记》说开去

《狂人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启蒙的故事外面还有一件疯狂叙事的外衣,构成了鲁迅启蒙叙事的别样风貌。带有文化原罪的疯人是《狂人日记》的不可靠叙述者。疯人是一个先觉的启蒙者,病愈后,启蒙主体彻底瓦解。基于对进化论的相信,鲁迅获得了保持启蒙姿态的动力。但是,鲁迅又通过对“孩子”形象的续写,表达了对启蒙的怀疑。启蒙者的悲剧在于明知道自己为之牺牲生命的“庸众”却不能理解启蒙的真正意义,但是,启蒙者只有在面对庸众,并拯救庸众的过程中才能彰显自己的生存意义和本质力量。鲁迅对启蒙的怀疑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从启蒙一开始就关注到了启蒙者的命运,关注到了自我以及自我之外的,与自我相互认同或相互隔膜的他者。

试论白先勇的短篇小说

夏志清称白先勇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在主题、艺术、人物形象塑造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本文拟对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为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时间意识笼罩的悲剧色彩、承继五四传统的感时忧国精神、中西交融的艺术成就、悲悯的人性关怀、感伤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