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鲜卑后裔墓志与西北史事考

文献所载“万俟”氏一族或非北魏十姓宗枝。数方出土唐代墓志表明,万俟氏自北徂南,历经孝文帝改革,故而望出河南。至迟唐前期,这一家族已基本融入中原文化的认同体系。新出唐代《万俟肃墓志》所载志主世系及任官可补史阙,同时志文还载有志主所涉唐初嶲州松外诸蛮叛乱及西北史事。此外,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唐初宜昌府驻地所在为雍州富平县。

唐代妇女与长安节日气氛的营造

唐代的繁荣与昌盛不仅体现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岁时节日的民俗风情里。唐代妇女是岁时节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她们一方面必须履行主内的职责,为节日宴饮和庆典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女性独特的方式,为家人、为社会营造出快乐和谐的节日气氛。作为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长安,岁时节日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妇女的参与则使节日氛围更加浓郁。对唐代妇女与长安节日的关系展开研究,不仅能拓宽妇女史研究的宽度,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唐代的繁荣昌盛。

中古时期广平刘氏家族郡望及家学考述

中古时期的广平刘氏家族,源于汉景帝之后刘苍,其子孙世居广平。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刘劭、东晋刘遐、北魏刘藻等名臣,并由此奠定了广平郡望的名声。至唐前期,刘林甫及其诸子孙,以及其他分支的刘氏成员人才辈出,广平刘氏家族走向辉煌。到晚唐,随着家族成员的日渐凋零,广平刘氏的郡望也逐渐被彭城刘氏所取代。广平刘氏家族的门风、家学独特,所涉主要集中于以修史、删定律令等为主的著述传统,以及以选人理论与实践为主的考选传统等,诸多方面皆颇为后世称道。

杜儒童及其《隋季革命记》辑考——兼论隋末唐初王统三分问题

唐代私修史书很多,关于隋末乱离的记述书籍也不少。刘仁轨《河洛行年记》（或简称《河洛记》）[1]、贾闰甫《蒲山公传》、韩昱《壶关录》[2]、杜儒童《隋季革命记》（或简称《革命记》）等都是以记述这一时期史事为主的私史。其中,《隋季革命记》为杜儒童所撰,其书在《资治通鉴》编撰过程中较之他书多次被司马光作为重要原始史料加以利用,故而,虽然我们不能还原该书的全貌,却能因此认清该书的史料价值。

唐末五代初朗州雷氏政权的兴衰和意义

前言以藩镇割据为时代特征的晚唐五代,崛起了一批地方独立势力,特别是在唐末王仙芝、黄巢之乱以后,无论北方、南方,以抵抗黄巢为名,控制地方为实的类似河朔型的藩镇割据遍地开花,把唐帝国割裂得支离破碎。对此,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已有《唐末五代初自卫义军考》(上篇)一书从整体上梳理了唐末五代所谓'自卫义军团'的称呼、普及、组织强化、兵力规模、城堡寨栅、兵团构成、主将权势。

唐人家庭送年幼子女出家奉佛的性别选择

佛教在唐代极为盛行,出家的男女人数众多,很多僧尼都是在幼年时受家人安排而出家的.笔者曾在《唐代在室女出家墓志内容探析》一文中对在室女出家墓志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指出上层社会家庭送年幼女儿以祈福为目的出家现象并不少见[1].有学者亦对唐代社会送年幼儿子出家的现象做了初步考查[2].考虑到男子出家赋税豁免权的获得,理论上唐人家庭送儿子出家应该比女儿更多.虽然唐代社会相对开放,妇女地位较高,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未变,那么在送年幼子女出家的问题上,唐人家庭的态度与做法是否一致?本文在广泛搜集墓志资料的基础上,辅之以传世高僧传记,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借以探讨性别制度对唐代社会送年幼子女出家现象的影响.

墓志所见唐人姓氏和姓氏人口数量——对《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的初步统计

目前唐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大抵都离不开新出墓志的推动,故而学者对新墓志趋之若鹜。不过,随着墓志出土数量的日渐增长,以及将来出土墓志数量日趋下降的可能性,在利用单个墓志进行史学分析之外,有必要开始从整体上处理现有墓志数据。对此,近二十年来,气贺泽保规先生主编的几种《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系列,即首先从目录方面展开了整理工作。~①这一系列目录不仅便利学者利用此书对单篇墓志进行索引,更有助于从整体上分析有唐一代所有出土墓志的时空分布特征。

五代金石著录的重新编号——以三种著录比勘为基础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丰富,对五代十国史的进一步研究颇可助益。学界对此已有一些综合性文本整理,比如周阿根编《五代墓志汇考》1(以下简称《汇考》)、章红梅校注《五代石刻校注》2(以下简称《校注》)等。也有一些条目汇编,比如张兴武《五代金石辑录》3(以下简称《辑录》).

唐宋之际湖南地区州级政治演变

唐末时期,湖南地方势力以州为单位纷纷自立,或以观察使治所州为核心开始扩张,或以各自所在州为基础自我防卫。至马楚政权,渐次吞并各州势力,并开始通过马氏子弟掌控节度使治所州,亲信将领分领治下州的模式来掌控整个湖南。马楚亡后,朗州政权依然利用亲信将领统治各州,但逐渐用文人取代武将,并派兵更戍各州。随着各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削弱,北宋才能在灭亡朗州政权后,将北方的文人知州制迅速移植到湖南地区。

从父家到夫家:李建成、李元吉诸女婚姻考

中古宗室女性的政治地位,一半取决于她们父亲的政治身份,另一半取决于她们丈夫的政治身份。二者互相影响,以前者影响后者居多,后者较少影响前者,因此,需要借助父亲、丈夫两类群体来综合考察她们的人生轨迹。在唐代众多宗室女中,有太子、诸王之女,也有因父辈政治失意而受影响的宗室女性。不过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综合考察唐代宗室女,尚无专门关注政治失意宗室的女儿们[1]。本文以李建成、李元吉诸女为例,通过梳理她们的婚姻,考察她们如何从父亲的女儿成为丈夫的妻子。

唐代后妃、公主住所考

一般而言,古人的住所并无太多男女之别,但还是可以有所区分。在建筑方面,除了男女共同生活组成家庭时的私宅,还有专门居住女性的尼寺、女观,乃至妓院,以及宫廷内外单独作为嫔妃、公主、女官等使用的寝殿和房屋。唐代女性,按照身份,可分宫廷、贵族妇女,官宦、平民女性,以及尼姑、女冠等出家女性。1每一种身份,所居住的建筑环境都不相同。不过以往的女性史研究往往多于关注女性活动,而忽略了她们的住所问题。因此,本文对唐代后妃、公主住所先予以整理与考察,以备进一步的研究。

“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第十四期——“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中古时期北族传说时代研究”纪要

2018年11月3日下午,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第十四期'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中古时期北族传说时代研究'专场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文科科研楼312室举行。本次沙龙由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尹波涛老师召集,邀请了温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镇(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尹波涛四位学者主讲各自论文,并由彭建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晓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庆卫(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以及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权家玉、胡耀飞,讲师冯立君等老师负责评议,另有唐均(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于佳彬(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等老师参与讨论。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从黄巢进入长安城说起

黄巢对长安的占领，相对平静。他首次表达其称帝野心，是在占领唐帝国西京之前的数月。在880年九月渡过淮河后，他训诫部下，停止掠夺乡村。此后，在一路北上的剩余时间内，他不再劫掠，而是招募新的军队。毫无疑问，黄巢在寻求改变自身的形象，从桀骜不驯的强盗，转变为合理合法的中国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