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领域法学学科的方法论:从法律与宗教谈起

近年来，世界各国无不强调事关国力的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一股盲目追求物质文明的风气，社会上各个角落，纷纷充斥着一股乖戾的风气，社会顿时成为“都市丛林”，人人自危。不过，可喜的是，渐渐地，在缺乏精神文明的畸形现象持续一段时间后，人性的尊严与正义的价值长时期被淹没，人们总算意识到宗教的意义何在。

法律语言的浅析:从语意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出发

法律是一种以语言形诸于外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书面的法条和法律文件,抑或口头的法庭对话,大抵都是以语言为媒介。而语言本身又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其背后所表征的意义,是有一定文化专属性的。作为语言学旗下两个学门的语意学和语用学,前者所研究的是语言里作为语法单位的字词的意义,而后者则以研究语法单位在特定语境下所可能产生的用途为职志。目前,尽管法学的发展盛况空前、突飞猛进,但分析一下便可知,法律语言这个领域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微弱的。虽然近来情况略有改善,但迄今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似乎大致上仍停留在针对"静态"的法律语言(即书面的文件)的"静态"(也就是句法和构词上的)分析。其实,语言本应有三种功能:信息提供、表达与指引。法律语言学的学理研究,若不能更加广阔和全面,那只有让法律永远落在时代之后,同时也就无法期待作为社会方言的一种的法律语言,能真正发挥语言上述的三种功能;连带地,我国法制也难有大进步。笔者有鉴于此,乃决心本着对法律语言学这个跨领域学科的兴趣,企图打破历来的作法,改从语义学以及语用学的视角切入法律语言,尤其是至今学界著墨不甚多的行动中、进行中的法庭上的语言。最后,并且针对法律语言在社会语言学上的意义,稍作涉猎,俾便提供给读者一个崭新而全面的法律语言学视野,进而期望能给所有的法律人,当其面对教科书、法律文件或案例时,提出个人些许语义学上和语用学上的意见和灵感。

从“论述分析”理论探讨法律语言的性质和地位

本文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从人类学起家的“法律论述”理论描述法律语言在诸多场合与情境(例如法庭上律师对法官、律师对当事人和证人、法律文件的起草和撰写等)的实际应用。第二部分则兼顾前述的社会语言学与法律论述理论,慎重检视和检讨时下法律语言的性质和地位。最后,则针对法律语言的现况,如何在社会语言学、法律论述和民族志等相关领域飞速发展的情况下,配合、因应和进行完善,提出有建设性的改进之道的结论与建议。

论法律语言的意义和作用——自社会语言学跨领域的视角观察

长期以来,整个法律职业所通用的语言,无论是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用语,抑或是形诸于文字的法条用语,或与当事人权益有切身关系的法律文件的用语,甚至是法学院课堂上的,较之于一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这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皆然。自从法律语言学的开山鼻祖DavidMellinkoff教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题为TheLanguageoftheLaw(《法律的语言》)一书问世以来,无论是法学界、社会学学界、人类学抑或语言学学界莫不从法律语言学视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学科出发,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社会地位、功能以及属性。无疑地,正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强、技术性亦高的职业,法律语言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的语言,象征着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若试图仅以这点来概括一切,似有见树不见林之憾。本文有鉴于此,不仅立基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更试图从“法律论述”(discourseanalysis)理论出发接近该问题,因为“法律论述”关心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其实际运用的场合与情境,牵动着诸多内外在、主客观的因素,一如国外的陪审团审判制度所显示。笔者在本文绪论中提出轮廓之后,接着第二部分再介绍语言的功能和作用并适时引入法律语言。继而第三部分围绕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体”或“语码”(code)或“变体”(variety)的论点,针对诸多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的复杂因素和理论,进行论述与比较。

一项方法论的尝试:论政治学与法学的交锋——从宪政发展的理论谈起

政治学与法学两者都是有悠久历史、发展相当成熟的学科,但是那并不表示它们两者可以相容,可以毫无条件地创设所谓"法律政治学"的学科;因为毕竟每一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逻辑,而通过任意混淆不同位阶的方法论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其真实性和严谨性可能荡然无存。因此,当学界在探讨宪政问题的时候,当中国在研究并检讨在国外行之多年的立宪主义之际,更应该冷静、理性地彻底思索,位居最前沿的政治学与法学两门学科之间,究竟应该如何消除歧见,开始进行合作与交流。

高龄胃癌手术与细胞激素反应

随着现代外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接受癌症手术。同时，随着胃癌在老年病人发生率的升高，高龄病人胃癌手术的例数也增多。高龄和年轻的病人对胃癌手术的生理反应可能不同。这种差异目前尚不完全了解，但可能对老年手术来说很重要。近来的研究显示，除了神经内分泌反应以外，细胞因子和粘附因子也很大程度上参与手术应激反应中。然而，他们在高龄病人胃癌手术中的反应情况目前还不清楚。1997～1999年在NTUH接受手术治疗的胃癌病人(共175例)，被分为年轻组(≤60y/o，n=87)和高龄组(≥y/o,n=88)。分析两组病人的临床和病理特点，在手术前，术后第一天(POD)，术后第三天(POD1)和术后第七天(POD1)。用酶连免疫吸附实验测定血浆细胞因子(I1-6，INF-γ)和粘附因子(ICAM-1，L-selectin,P-selection)的水平。在高龄胃癌组中，晚期癌的比率较高，较多病人合并出血和梗阻，而且和年轻组比有更多的并发症。常合并有低蛋白血症而且应用肠外营养的几率更高。在术后第三天，高龄组的I1-6水平比年轻组病人明显升高。相比之下，年轻组血浆L-sel和L-sel水平在术后第七天高于高龄组。结论：老年胃癌有其明显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伴随着其临床特点有Il-6和粘附因子的失调。据此，高龄胃癌病人的术式选择和围手术期处理均应仔细。

中韩日三国未来在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

数千年前，古代中国在比较厚实的基础之上，就已发展出灿烂的文化，而这先进的文化与经济也通过“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因此就形成了华夏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以及罗马文明融合，并为欧洲文明长期深植于东方社会的局面提供了条件。标榜冒险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在复兴欧洲的文明和经济上还有其他的贡献，最后为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铺路。

论法律语言的社会学属性

长期以来,整个法律职业所使用的语言,无论是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用语,抑或是形诸于文字的法条用语,或与当事人权益有切身关系的法律文件的用语,甚至是法学院课堂上的,较之于一般日党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社会的"法律论述"(discourse analysis)理论出发接近该问题。

法律语言改革之我见——以法律语言的特性为中心

法律是一种以语言形诸于外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书面的法条和判决书,抑或口头的法庭对话,主要都是以语言为媒介,只不过是语言形于外的表现方式稍微不同罢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一种语言正体本来就会有多种变体,每一种变体都反映使用者一定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或职业等,因而使用者会自然而然地在特定场合、面对特定说话对象时,有意无意地选择正体或者某一种变体。作为语言变体之一的法律职业行话,亦复如此。因此,法律语言带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法律语言,在国内和国外不同程度上,如今已经陷入追求极度专业性与辞藻华丽的泥淖中,演变到艰涩、诡异得无法自拔的地步。何况法律职业,不比其他行业,其与个人的利害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实在没有讳莫如深、过分拘谨,将受其效力约束的个人拒于'千里之外'的道理。俗话说:'过犹不及',真可谓法律语言当今的处境的最佳写照。笔者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下,衡诸国内的现况,参考国外的先例,试图就汉语的法律语言的是非功过,考量法律语言固有的特性,抒发一己之浅见,以期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笔者认为,通过检讨和比较,应当可以在今后为学界和实务界,在法律语言的探讨上提供一条新颖的思路,进而加速我国司法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