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政策调整

文章分析了当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科技人才政策调整之间的辩证关系 ,并针对我国人才流失与人才闲置浪费的现状 ,强调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政策必须配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作适时调整的思路。这一思路是以科技开发为先导 ,将实现科技创新同实现就业与再就业的有机结合为取向 ,最终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推进人才资源整体开发”、“实现人才工作协调发展”的人才强国战略目标。

西汉南越国墓出土铭刻补释三题

本文对西汉南越国墓出土的三则存疑的铭刻文字作了新的论证。作者认为:"家啬夫"是主管王侯国内部家事和各种经济事务的家官,它相当于县级政府的"县啬夫"职官;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子"印章,可说明墓主生前曾被立为太子;"秦后"铭文可证明墓主身份就是南越国苍梧王的王后。

广西民族文物考古旅游资源述论

本文在对广西丰富的民族文物考古旅游资源进行概述评估的同时,也探讨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保护和有效利用资源是开发人文旅游资源的必然途径,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培养人才和提高管理水平。

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晚期崖墓壁画雕刻中的胡人歌舞群像,是早期中西交通史的重要新发现,它可为中国西北及入居西南的湟中月氏胡是印欧人种提供新证;在艺术史上它也再现了上古西部民族“踏歌”的真实情景;它与迄今西南发现的西方文物一同表明: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可能不会晚于《史记》及两汉书等相关文献的记载。

试论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与农业祭礼的关系——兼析盘古化身神话的文化意蕴

上古越族的青铜器人面纹饰与祭先祖、禾神的礼俗有关,此俗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实为原始农业血祭在装饰艺术形式上的反映;越族人面纹饰与南方民族的盘古化生神话皆为农业祭礼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

彭头山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

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被誉为1989年中国的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因为它再次证明了华南地区存在有早于中原裴李岗诸文化的新石器早期遗存。对于农业考古来说,彭头山文化遗存的碳14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结果,那更是一次不容忽视的重大发现!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经体视显微镜观察,是夹杂在大量的陶片层内,其中有稻谷和稻壳,它们在当时显然是作为一种陶器的羼和料而被使用的。由于这些稻谷和稻壳已全部炭化。

人鸟合一玉饰与君权神授──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

人鸟合一图像是商代礼玉中重要的装饰纹样，它展现了商文化与东夷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孕含着先商图腾神向人格神转化的史实，这种君权神授的艺术象征也偶合古埃及人相类的宗教政治信仰。

关于骆越族的考辨

"骆越即西瓯"、"骆越非越族",这是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作者研究认为:骆越与西瓯是越系民族之下的两个分支,先秦与汉朝时期,两者都分布在岭南交趾地区;西瓯分布在桂东,骆越分布在桂西南与越南北部,两者关系紧密。在秦代,西瓯属于桂林郡治下,骆越属于象郡治下;在南越国时期,西瓯和骆越被南越国侵占,因此史料才出现"瓯骆"一词。从考古发现来看,西瓯和骆越的文化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骆越非越族"的观点难以成立。

从环滇池墓区看上古滇族的聚落形态及其社会性质——以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为中心

环滇池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滇文化墓地,其所代表的聚落形态,是由多中心组聚落合成的区聚落模式。滇族墓葬区有明显的规划性,墓葬群的层级化已能反映滇族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公共权力分配和集中的程度,其社会形态应当是属于1～10万人的小国。滇族社会的复合形态也表明,滇国社会性质最接近中国上古时期方国林立的酋邦制社会。

人兽母题与神权政治——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

人兽母题是先秦青铜器和其他艺术形式中引人注目的装饰纹样，其含义与象征历来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揭示人兽母题的流变以阐明其相应的文化构造，指出它源自于原始宗教礼仪，后衍变成早期神权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报祭”，由此证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

略述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所见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迹

中、印早期交通,反映在石寨山文化的艺术品中,其青铜失蜡法冶炼术与泰国班清文化一样,可能是受到来自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影响;石寨山文化盛行的动物崇拜与古印度宗教文化的自然崇拜颇多相合;其部分人物雕像也反映出印欧人种的特征;昆明羊甫头东汉中期墓涌现的"林伽崇拜"等迹象,可能意味着早期印度移民及其宗教文化的东渐,早在公元前后就发生在滇西地区,其时间要远早于《华阳国志》诸史籍的相关记载。

论岭南地区汉代的园圃农业

岭南地区的园圃农业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汉代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作物品种较为丰富,结合文献考察,表明当时岭南园圃农业有官方机构管理,有民众的广泛种植采集和利用。这些产品除了自给,还大量输出到中原各地,从此成为发展地方经济和促进与中原经贸交流的支柱产业。

“雒王”与“雄王”问题考辨——与刘瑞先生商榷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者,曾根据遗址出土木简文书和今人辑佚的《南越志》,提出了中越古史记载的"雒王"是"雄王"误写的观点。作者经考辨却认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书,报告者是把其中的"雒"字误释为"雄"字,反而是再次证明中越古籍中的"雄王"是"雒王"的讹变;而且,今人辑佚的五世纪的《南越志》也多经后人改写,称越南古代"雄王"得名是因越地"厥气惟雄"的观点也不成立。越南古史记载表明,把"雒"改为"雄"或"貉",是越人为了强化父系君权崇拜和民族独立的意识。

论上古时代的骆越与西瓯之关系——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十五

古骆越与西瓯究竟是不同的越人族群酋邦方国,还是异名同实的单一族群方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论。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和对当代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可知,先秦时期的骆越与西瓯是百越系统下不同地域的两大族群酋邦方国,但在秦朝设置岭南三郡和赵氏南越国的统治时期,骆越与西瓯在政区上已融为一体,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两者既反映出不同的地域色彩,也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融合关系。

“蛋”民新探——兼论壮族先民海洋文化的考古发现

作者认为古代"蛋"(蜒)民的称谓是起源于"蛇","蛋"(蜒)是古代汉语"蛇"的假借字。蛋(蜒)是汉语他称,本义是"蛇的后代",它是起源于古代越人崇拜蛇图腾的信仰。从生计方式来说,蛋也是南方少数民族的船民。经过长期的融合,在宋代以后,很多蛋民才演变成为汉族人。从考古发现来说,壮族先民——越、俚僚人是最古老的蛋民,他们也是后世南海船民的主要来源。

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的建立发展

本文探讨了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建立发展的关系,认为壮族史的重建是现代考古研究为之奠定的基础,考古发现还为壮族社会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拓宽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广西考古学研究还促进了壮学新研究分支的形成,加强了新时期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如何推进今后壮学的持续发展,层出不穷的考古学研究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秦汉钱币考古发现看岭南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二十八

在中国广西中南部到越南北部的古骆越遗址,都发现过秦朝半两铜钱,表明它是秦军南征时留下的遗物,也是秦朝在当地设置过郡县的标志。西汉早期汉朝钱币在骆越地区罕见,表明南越国因闭关自守,实行以物易物的商品贸易。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重置郡县之后,汉朝货币便在岭南广泛流行。目前两汉铜钱在中国广西和越南都有大量出土,这意味骆越地区真正完成了国家化进程,海上丝绸之路也走向繁荣,社会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

论古骆越地区早期铜鼓出现的时代——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二十二

广西和越南北部,是古代骆越族群集团的主要分布区,当地何时出现并于后来成为骆越文化标志的铜鼓,学术界至今仍然存在较多争论。通过考古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可以推定桂西南古骆越地区出现万家坝型铜鼓是在战国中期,越南北部出现万家坝型铜鼓是在战国早期,后者流行的年代下限是在西汉中晚期。石寨型铜鼓在桂西南和越南北部古骆越地区出现的时间为战国晚期或西汉早期。考古发现表明,骆越地区发现的早期铜鼓和铜釜皆起源于云南滇文化,先秦两汉的骆越人与滇人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