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宇宙观谈中国哲学思维的模糊性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中,过去有一种错误的思考方法,就是总想把一个本来就是模糊的概念解释清楚,而解释的手段不过是西方人认识外部世界的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方法。然而怀疑论者早就指出过这些手段的局限性,康德对理性问题的局限性也提出过批判。我们不可能从所有的角度认识外部世界,这“角度”的含义包含几何的,也包含感觉的方式和综合判断的能力。 本文拟从老子的宇宙观出发,谈谈中国哲学思维的模糊性。

简论先秦心学——兼论中国思想的非理性传统

心学,通常是指陆(九渊)王(阳明)学派。本文则认为,孔子、子思和孟子都是心学的奠基者,甚至包括老子,特别是庄子。作为心学的发展,则有玄学和禅宗;陆、王是集大成者。先秦心学,是对人心重视的人生哲学,认识方法是排除理性的直觉思维,表现形式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先秦诸子认为,社会的动荡,人们缺少幸福、欢乐的根本原因,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自身。孔孟对社会和人生思考的结果,是在人类与道德之间求得平衡,在人与社会之间求得统一,在人与宇宙之间求得和谐,实现平衡、统一、和谐的关键则在人心。而认识本心,理性逻辑是无用的,只有借助于直觉主义的认识论。这不是先有心,以心为本源的所谓唯心论,而是心物合一,天人合一。一而不是二,就使以二为基础的西方认识论与中国心学大不一样。不仅孔子和孟子如此,老子和庄子的认识论也是如此。

中国民族精神探析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精神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被大大低估,甚至被忽略了。这是因为,历史发展的机械决定论几乎成为一种流行思想,以为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翻开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发现历史的演进是多个因果序列的交错,有生产的、民族的、宗教的、哲学的、地理的、气候的,等等;现代量子物理学和遗传学证实,无因的果也经常出现。当然,物质生产的发展史常常是最重要的,但是,形而上学者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把这基本的原因当成唯一的原因。日常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盘肉对一个酒醉饭饱者和一个饿汉的价值不一样,对一个禁欲主义者和狂饮暴食者不一样,对于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不一样,对一个把被动服从渗入到民族性的民族和一个信仰主动进取的自由主义民族也不一样。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变财产占有制度的斗争的方式、规模、败成与意义,都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并且同一个因果序列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一样的演变方式与作用,例如,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法国、美国不一样,社会主义革命的苏联、中国、东欧、亚洲也不一样。人们注意到共性而忽略了个性。

《四书》新论

自从南宋淳熙年间,朱熹成《四书章句集注》以来,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部书的评价是如此的分歧,简直是天壤之别:从元仁宗起,明太祖、成祖、清康熙、乾隆,都亲自抬高,使其成为科举试士的初级标准书,被崇奉为不可逾越的官方经典;

从中国文化看福山的局限

人类历史并不是沿着一元直线发展,而是多元平行,各有其文化特点和动力。人类历史不可能像福山、黑格尔所想象的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宋明理学早就提出了中国理想的人间秩序,这是在唤起社会精英"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构建的以民为本的德治原则。德治原则会吸收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经历困境和不断创新,中国文化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春天。

通经致用 尊闻行之——辛亥前后四川同盟会会员品貌一瞥

清代汉学复兴,成绩卓卓,后期的今文家则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行列中,其中廖平通过康有为影响到戊戌变法。

中国思维的现代意义

历史的发展不仅仅受到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垂直的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思维的三个特点影响了历史:其一,直觉思维方式。无论儒道,也包括佛,其基本的思维方式不是逻辑的,而是向内的直觉。其二,和谐和整体性。中国思维不是斗争摇摆性、分析性,而是追求和谐、稳定、整体性。其三,中庸的生活方式。中庸往往只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法,其实中庸最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古代,是在主张禁欲的墨子和主张个人欲望至上的杨朱之间的折中;从全球看,是在古婆罗门的禁欲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之间的折中,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稳定。中国思维的这些基本特点,形成了中国稳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发展。

阳明之学——中国伦理重建

中国之思想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主体性和内向性的特点,而阳明之学是这一特点的完善化,以至于在世界各种平行的文化中独树一帜。这为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即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正好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