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公众协商途径与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基于12省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

从作为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出发,本文考察中国语境下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在公众协商途径及其实施周期,以及不同职务级别、单位类型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厅局级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科级和县处级干部高;党政部门实施决策听证会、党务会议、收集民意的周期越短,领导干部对协商民主实施越满意,但接待信访群众越频繁满意度越低;人大、政协、法检及群团组织实施决策听证会、接待信访、热线电话、网络问政和群众评议获得的满意度在不同实施周期之间无显著差别;政协领导干部经常收集民意比偶尔收集民意所获得的协商满意度要高;东部地区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西部地区高。面向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调动基层领导干部运用协商民主的积极性,强化党政机构实施协商民主的主动性,重视公众主动发起而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被动卷入的公众协商途径。

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与边疆省(区)公共服务供给

本文采用边疆9省(区)2000-2015年面板数据,分析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的政策效果。结果表明:虽然中央一般转移支付能显著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但是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和地区发展和民生水平有效削弱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促进边疆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效果;特别是边疆人口密度与特殊的省(区)情使得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对边疆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不再显著。在政策和理论层面,边疆安全与稳定,转方式与跨越式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作为边疆过去或今后的主要省(区)情,显著影响着边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层概念与评估框架

依循质量概念在不同理论范式关注的利益焦点,赋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以分层概念:新公共管理语境重视个体满意和理性选择的微观质量;新公共服务语境追求公共利益和价值规范的宏观质量。文章采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的宏观质量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微观质量,表现在嵌入社区或村层面的价值规范——公共利益能促进个体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微观质量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变迁,表现为个体不同内容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会诱发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需求。可以认为,是"公共利益"等价值理性而不是"顾客满意"等工具理性更符合行政伦理和政策预期。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

立足于政治心理与非传统政治参与的理论联系,实证差序化政治信任结构与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结果表明:"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不仅显著影响居民对周边群体性事件的感知及参与水平,还调节居民参与周边群体性事件的抗争行为,表现在家庭支出压力越大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越级维权"的抗争策略。数据揭示:一方面,民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提供了民主基础;另一方面,民众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维护自己合法利益与现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原则相违背。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多维建构与分层评价

依据基本公共服务的要素、过程、功能、目标,提炼出公共性、充足性、均衡性、可及性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组成要素;价值、投入、分配和产出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分别构成质量的价值功能、投入功能、分配功能、产出功能;满意度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目标,蕴含质量的需求功能。运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构模型,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功能边际效应越强,投入、分配和产出的边际效应越弱;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功能边际作用越大,产出功能的边际作用越小,而分配功能的边际作用越大。因而厘清质量要素、面向质量过程、重塑质量功能、明确质量目标,才能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我国省际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特征、价值与启示

该文采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检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分布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公众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整体水平不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和享用不普惠较为明显;资源配置区域差距大,表现在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充足、分配均衡、获得可及和享用普惠的程度显著高于东北、西部和中部;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基本社会服务与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满意度较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并非正向关联,揭示东部和城镇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可能已由规模效率的追求转变为质量的渴求,西部和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尚停留在保基本和均等化的数量层面。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例

文章采用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从县级和个体两个层面建构模型,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例,定量研究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如何受微观的个体选择与宏观的县域绩效和价值规范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观层面,选择参加医保的居民获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比未参保居民更高,但满意度差距受宏观绩效与价值规范的外在调节。具体表现在:一是县级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总体水平能从宏观层面缩小参保居民与未参保居民之间的满意度差距,但在微观层次的政策作用相反。二是蕴含"公共性"价值规范的基本公共服务宏观质量,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减少参保居民与未参保居民之间的满意度差异。数据揭示:如果把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整体绩效作为质量评价的构成要素,就必须将"公共性"的价值追求作为质量测评的补充。

财政分权、统筹城乡与公共服务供给

采用成都市县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统筹城乡对成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体系战略目标和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能显著促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但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重视经济绩效的政绩考核模式削弱了二者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影响。成都各县级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主要凭借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外部激励)和单位供给的规模效应(内部激励),而不是本级可支配财政资金;处于第二、三群圈层的县级政府更偏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因此,成都市县级政府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是政绩考核压力、寻求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和规模效应的动力、统筹城乡一体化与推进公共服务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结构视阈下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在社会结构视阈下,量化社会结构张力与风险的预警指标包括作为基础要素的人口结构,体现社会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体现空间分布形式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体现生存活动方式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体现社会地位格局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可通过因子分析法精简变量,构建包括四级指标在内的可操作化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以对当前我国因社会结构张力与风险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做科学预报,充分发挥转型社会预警机制的监测、预报及防范作用。

社会预警模型研究——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技术

当前我国社会冲突烈度大,强度高。学界对我国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诸多理论探讨且颇有争议,社会结构理论是一种新的审视视角。与传统管理社会冲突的方法相比,社会预警是应对社会冲突的有效机制。不同于其他社会预警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技术是研究社会预警模型的重要创新,是提高预警指数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的大胆尝试。在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以模糊综合评价技术为工具,发展与应用社会预警模型是突破我国社会预警技术障碍的有益探索。

“兴边富民行动”政策实施绩效评价:基于广西的实证考察

“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实施绩效是社会政策评估领域的重要议题。从广西边境地区的发展情况来看,“兴边富民行动”在中央专项财政资金重点资助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基本实现了强基固边、产业兴边、民生安边、开放睦边和生态护边等预期目标,同时相关政策也对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这为新形势下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一个系统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一个亟待界定的概念与评估术语,既不能混同行政服务的绩效评价,也不能照搬顾客满意度测评,更不能套用产品质量或服务标准。依循公共行政在不同决策环境关注的价值取向,赋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概念的"情境性"和"层次性"特征:新公共管理语境重视顾客满意和理性选择的微观质量;民主公民权语境关注共同利益和需求表达的中观质量;新公共服务语境追求公共利益和价值规范的宏观质量。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核心是公民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分配、获得、享用等服务链的亲身体验和综合评价。因此,构建"政府-公众-市场"三方互动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充足、分配均衡、获得可及、享用普惠,才能让每一位公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成果,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以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为例

从社区和个体两个层面采集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数据，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实证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多层次关系。无论是微观居民满意度模型、宏观整体绩效评价模型，但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模型，均表明：虽然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绩效显著影响居民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满意度，但是基本住房保障服务质量更多解释居民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满意度，而且还提升了本村或社区居民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的满意度总体平均水平。数据揭示：农村和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作为质量测评的构成要素，那么其价值取向应该是质量评价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