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建构——一种面向元理论的思考

作为以特殊原则或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不同立场、条件和理念进行反思的科学研究方法,元理论不仅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以逻辑阐释和抽象概括,同时也构成一种规范的理论集合。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的论证问题上,元理论有其明晰的作用范畴,也有其具体的限度划分,两者共同构成元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实质表达。对于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而言,元理论的本质重构、价值引导和分歧整合等功能,可以有效化解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消极倾向,弥补方法论在前置性问题上的缺陷,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生态。通过寻求一种批判立场,发挥批判活动的本质重塑、知识阐明和方向设定等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在特定情境中的接受度和适应度,从隐性的非哲学批判上升为显性的哲学批判,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元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

民主形态的转型: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在民主价值实现的问题上,西式民主对超越民主最低限度原则的有限理解,使其面临着政治承诺的困境。借由对精英-契约论说的宣扬、对竞争性选举政治的塑造以及对民主古典主义的修正,西式民主试图论证自由主义的中心地位。然而,政治与资本的广泛关联扩展到理论上,必然涉及西式民主与其政治共同体假设之间的深层次的历史缘由。此一缘由主要表征为政治生活的变迁,并通过全球复杂性、多元文化论和参与不平等所组成的结构性事实,共同揭示出西式民主理论假设的局限。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新形态,不仅在民主形态转型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使得有关民主价值和民主本质的问题被予以重新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可被视作一种重大理念,也可被理解为与其密切相关的人民民主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次重大继承和发展,集中反映出区别于西式民主的规范特性。从理论的立基渊源、体系的规范构建和实践的凝练丰富等三个方面,可以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系统性超越。而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两个层面出发,还可进一步厘清两种民主形态之间的差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民主的本质,而且还有助于展现中国式民主和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省思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实践,尤其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着根本性意义。目前,关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二者间的关系应呈现何种具体形态,学界基本抱持制度主义和功能主义的逻辑进路。然而,以上两种进路虽能对社会治理中理性的强弱问题作出解释,但同时也遭遇着来自“双重内卷”所引致的关系悖论倾向和循环论证倾向的诘难。更为合理的进路是,在反思“双重内卷”的基础上,寻求联结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二者间内在逻辑的可能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引入,确认了一种政治整合社会化的中间方式。通过这一规范理念所蕴含的民主面相与权威面相的阐释,可以建构一个寓权威之治于民主之中的理论框架,用以论证乡村场域中弥合“双重内卷”的因果机制,并揭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再理论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之维

政治与道德在现代语境下的分野,使得民主之于理性多元世界的合理话语解释缺失。政治上的“去道德化”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长久渊源,并导致西式民主未能将自主的道德规范与多元的理性主体很好地联系起来,由此陷入了民主正当性的话语迷失。面对现代民主的“去道德化”事实,植根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建了民主话语的正当性。从本质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并且发展了人民民主的一种全新形态,而从政治正当性的标准是作用于政治对象的终极价值层面上看,民主形态则隶属于道德和伦理文化的范畴。因此,对于厘清民主这一事物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关键仍在于政治与道德分野之后的民主正当性如何论证的问题。与西式民主的程序性道德取向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实质性的道德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政治公共领域的道德性的复归,可从道德界限的划定与道德有效性的生成条件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而从道德的认识论意义、实质道德对程序道德的替代以及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道德原则等三个向度,还可进一步论证民主政治与道德规范这一互动关系的基本逻辑。这三个向度构成了现代民主对于政治德性的某种阐释,反映出民主实践对于主体需要的道德检视,共同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德基础。从道德因素考察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应是建构具有显著优势的民主正当性目标及其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一个包容性社会政策视角的考量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领域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战略转向。从政策设计的初衷来看,精准扶贫的技术靶向旨在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偏离问题。但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却产生了“内卷化”困境的偏离趋势,衍生出“不精准”或“精准”程度有所差异的治理难题。作为一种伴随社会转型和贫困问题转变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包容性的扶贫开发模式,精准扶贫蕴含着我国社会政策重构过程中发展范式转变的重要价值规范。其中,就含有政策制定者对社会正义目标实现的理想追求。本文遵循精准扶贫政策设计的初衷,立足于“包容性社会政策”视角,回溯了其在理念层面上的价值取向。在包容性社会政策话语下,我们论证了社会自由较之社会平等所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治理意义。在承认贫困户等弱势群体与其他社群之间发展差异的基础之上,我们强调构建能够容纳不同群体和个体实现利益优化和整合的协商机制的重要性。通过考察所在样本点的扶贫实践,我们进一步围绕“包容性”理念所提供的独特进路,分析了不同发展语境下政策执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并从“宏观制度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两个层面,对发生在基层扶贫干部身上的“限制性包容”取向展开探讨。本文的重心,在于重返“包容性”这一政策设计的理念初衷,进而诠释了精准扶贫最初所力图实现的主题。

突发重大疫情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

政府既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先行者和协调者,也是多元协作主体的一元,对发挥公共危机治理成效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本文基于蔓延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实践,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分析发现,在治理体制层面,传统科层化治理模式发生了相应转变,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行为表现出理性权威与非理性选择的治理逻辑。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高效的多元协作机制和社会组织体系还面临着权利缺失的困境。一方面,多元主体受不同价值规范和利益目标的影响,原有社会结构不断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内生的关系网络,社会主体参与危机治理的力量表现式微,造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格局。公共危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构建以多元共治为核心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重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和权责关系,提升多元协作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和地位,不断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界定、价值阐释与现实进路——基于农村基层民主视角的考察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隐喻着民主的规范要求。考察当前的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可以发现既有民主形式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观念冲突、政治复杂性和参与不平等等三个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以人民民主本质形态为基础而形成协商链条、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情境而建立公意机制、以党的领导下的主体间良性互动而构建合作关系等为主要面向的价值意蕴。要创设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困境的现实进路,需借助"理性重建"的指引,吸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多重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化阐释

政治文化一般被认为是解释政治现象和民主形态的重要概念。然而,政治文化研究虽然立足于实证主义和解析主义视角对民主问题作出解释,但并没有厘清自身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结合上述两种建构进路,在赋予政治文化独立地位的同时,主张一种非程序性的基于文化规范的民主化思考。在具体层面上,本文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区分出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不同的文化解释路径,并借此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一般性框架。与自由民主模糊的解释路径不同,从合法共识、道德反思和人民性等三个前提出发,可以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隐喻的规范价值提供政治文化层面上的清晰辩护。从政治文化考察民主实践,是理解具有独特优势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维度。

经济学视角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造分析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一次适应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权利体系调整和重构,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导向的制度安排和选择。结合我国农地改革的历史演进规律,运用经济学外部性理论,探讨"三权分置"背景下三种权利的内涵性质和逻辑关系,可以形成对这一重大制度创新的系统化表达。"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派生于其上的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实为成员权性承包权,是原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成员权权能方面的体现。"三权分置"实质是突破我国农地制度固有范畴的权利界定不断细化的过程。

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中西视域下的政治建构——兼论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批判“国家—社会”二元范式是近年来学界兴起的主要研究旨趣,尤其在中国乡村场域得到广泛关注。其中,以再生产出超越“国家—社会”关系的“第三领域”为主张,衍生了诸多围绕国家治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缺乏一种中立的思考。故此,需将理论的规范价值与中西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从国家建立之前的历史进程中挖掘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事实上,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前提来考察中西政治制度的现代建构问题,也是由澄清政治的原初形式是否具有社会性这一问题所推动的。通过分析早期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一般形态,概括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的共同基点,可以阐明基于血缘之上的社会性与中西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由此明确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必然界分的命题。在这一命题所指向的认知逻辑下,对批判取向所关注的中国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展开探讨,还可提出一个“寓权威之治于民主之中”的设想。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变迁

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之间具有内在张力的基本事实,使得有关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研究不仅倾向于维持这一事实所形成的普遍共识,而且导致对民主样态的整体解释不足。需在厘清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变迁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解释路径。历史制度主义所关注的中观层面、制度二重性与历史脉络、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等维度,为深入探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渐进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文章提出一个“民主秩序建构”的分析框架,用以论证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中民主制度的秩序结构,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百年以来中国农村民主化的发展逻辑。

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

加强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仍然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无法同脱贫攻坚相适应的诸多问题,导致农村精神文明对脱贫攻坚难以做出应有的贡献和支撑。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脱贫攻坚不仅要关注解决贫困群众温饱问题,更应关注其精神需求。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才能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